方汉奇：要当先生，先当学生

　　

　　◎统筹∕李焱鑫 本文责编∕殷立飞

　　◎记者∕刘艳辉 摄影记者∕刘树强

　　方汉奇（1926—），广东普宁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导，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17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顾问、课程教授及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曾任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方汉奇先生，今年93岁了。

　　老人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2017年。这一年，他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方汉奇决定把100万元奖金悉数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支持学术研究。结果转账当天，他被银行工作人员拦住，怀疑其遭到诈骗，一番解释后，大家才恍然大悟，成为一桩学界美谈。

　　作为“90后”，方汉奇的步履已有些蹒跚，自嘲“年龄越大、功能越差”，说自己味觉和听觉逐渐减退，喝茶再也不能像年轻时分出好坏。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状态：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工作学习10余小时，坚持每年带一名博士生，一开口还是娓娓道来的各种“历史段子”。

　　方汉奇的学生，很多已成各大新闻院系的骨干，他编的教材影响了千千万万的新闻学子，他的微博有160多万粉丝。世人喜欢称他为“先生”，他却说“当一天先生，就要当一天学生”。

　　“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

　　1978年，临近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长期从事中国新闻史教研工作的方汉奇向新闻系主任提出，想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小册子，为周年献礼。获同意后，方汉奇着手撰写工作。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本来准备写七八万字，后来一发不可收拾，逐步改为15万字、20万字、30万字……两年后成了一部 50多万字的“大部头”。

　　彼时，方汉奇已年过半百。这部没能赶上献礼的专著，是方汉奇前半生厚积薄发的成果。《中国近代报刊史》详细讲述了1815年到1915年这100年间的报刊史，订正前人错漏200余处，提到报刊1160种，介绍报人1500位，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前所未有。同为新闻学泰斗的甘惜分教授评价：“此书一出，各高等新闻院校均采作教材，欲了解中国新闻史者不可不读此书。”

　　改革开放后，新闻史研究迎来黄金时期。当时国内只有若干断代的新闻史著述，还未有一部通贯古今，囊括各类媒体的新闻事业通史。为填补空白，1987—1999年，方汉奇组织全国50位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完成了一部28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上起先秦两汉，下至1990年，其当代部分更是填补了很多空白，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三次重大突破之一。

　　在方汉奇看来，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师资和教材。而后者“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作用更大。继《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后，方汉奇于2000年出版了又一部奠基之作《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这部由方汉奇组织13位新闻史学者编写的巨著，时间跨度从中国古代报纸肇始的713年一直到1997年，以其丰富可靠的史料，进一步夯实了中国新闻史学科基础，学术价值极为重要。此外，他先后组织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等，都成为新闻史学领域的畅销书。

　　“方汉奇七十余年如一日，潜心致学中国新闻史，为新中国新闻学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所撰述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成为中国新闻史学科扛鼎之作，他所创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重镇。”这是吴玉章终身成就奖颁奖词的评价。此前他曾两次获得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

　　有人把他和戈公振并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两座高峰”，方汉奇却连连摆手：“前有高峰，后有来者，我不过正好给新闻学教学和研究站过岗罢了。”

　　“集报大王”

　　方汉奇1926年生于北京，因战乱关系辗转读了14所中小学：西安培德小学、西安女师附小、北京西直门小学、师大二附小、香港九龙文化中学……有时甚至一个学期读了两所学校。

　　转学次数太多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数理化跟不上。1946年，方汉奇高考报考了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都名落孙山，最后勉强考上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读了四年全部公费不花一文钱的书”。

　　读新闻系是方汉奇的愿望。当时，他是范长江、萧乾、彭子冈的“粉丝”，期待着有一天自己也能“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方汉奇大学毕业后没能如愿成为一名记者，不过离新闻工作也还不远。1950年，他开始在上海新闻图书馆从事旧报整理工作，整天跟老报人打交道，并应邀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课，由此和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结缘。

　　1953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新闻史，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被并入人大新闻系，中途又调回北大中文系工作五年，直到1978年人大复校后，他又回到人大。25年间，他尽可能利用边边角角的空隙时间，多看书，多作积累。即使在被打进牛棚和下放干校劳动期间，也没有中断。

　　“积累”这两个字，一直贯穿方汉奇的学术和教学生涯。他曾是业界有名的“集报大王”：从高中时的几十份，到大学时的2000份，毕业后到上海工作时达到3000份，其中有些还属于“海内孤本”。在上海新闻图书馆整理旧报资料期间，他读完了已出版78年的全部两万多份《申报》。

　　大学时，在老师曹聚仁的引导下，他又掌握了一种受益终身的本领——做卡片。从那时起，方汉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做的卡片累计已达10万张。卡片上或是摘引资料或是剪报信件，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字，然后归类存放备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徐培汀曾在专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中记载，方汉奇下苦功夫积累、收集、研究第一手材料，仅是为了撰写《中国近代报刊史》，就做了2.5万张卡片。

　　充分占有材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旧报还是卡片，这些积累为方汉奇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俟机遇来临，就能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学术成果。方汉奇不止一次说过：“如果1978年我就退休了或者改行了，或者死掉了，那这一辈子就什么也没干成。”

　　“凡是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

　　2004年，方汉奇从人大退休后，继续担任博导，一年带一个博士生，从开题一直管到论文答辩。而从1984年成为中国新闻学科首批博士生导师算起，方汉奇至今已经培养了50多位博士。

　　“知识老化了还当什么老师？”在方汉奇眼中，新闻史的研究者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更要不断学习，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凡是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这句马克思的名言，他时常挂在嘴边。

　　不待扬鞭自奋蹄。这位“90后”形容自己的状态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2点，除了中午打个盹，一般都在工作学习。

　　方汉奇并非想象中皓首穷经的“老学究”，而是大步走在了时代前端。1996年，学会五笔字型输入法，“一指禅”出神入化；1998年，加入早期网民队伍，按照操作步骤，自己摸索上网；2010年，成为“微博控”，粉丝160多万人，其中很多是他的“徒子徒孙”。他还与时俱进，把卡片做到了电脑上，1000G的硬盘里有条不紊存放着一个个文件夹，全部按内容、类别、地区分好了类，堪称“强迫症福利”。

　　不过2014年以后，方汉奇的微博就停更了，大耋光阴短，发微博对他来说太占用时间。他更像开启了“隐身模式”——不写文章、谢辞作序、很少发朋友圈，彻底封笔了。认为“绞尽脑汁不快乐”的他，现在更愿意把精力用在关注历史、关注现实上，时刻准备在潮水一般的网络信息中淘一些有用的资料和信息，偶尔看看电视剧，娱乐八卦也时常关注。

　　方汉奇如今带的4个博士生，论文题目都是新闻史领域，“他们研究什么内容，我就赶快看什么资料，学习任务很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一有新观点新成果出现，他就会转发给学生参考。尽管不再耳聪目明，但他仍抱着“只要当一天老师，就得学习一天”的理念，尽心尽力守望新闻事业。

　　“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多填补空白，少重复劳动；研究应充分占有资料，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厚积薄发；要有真正见解，不要迷信权威，不唯上、不唯书……方汉奇的治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每位弟子，并指引他们一步步成长。

　　“我除了希望促进新闻史研究的繁荣，当好人梯之外，还有一个自定的原则，尊重别人学术上的成就，欢迎年轻人超过自己。”方汉奇在多个场合强调“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希望一代超过一代。

　　广东话“识听不识讲”

　　“方汉奇，生于1926年，广东普宁人。”这是很多介绍方汉奇文章的开场白。鲜为人知的是，虽然方汉奇祖上是广东人，他却出生在北京，由于战乱和父亲工作关系，一直辗转各地，直到高中毕业后才回过一次普宁。

　　方汉奇初三开始在广东读书，先后就读于韶关志锐中学、韶关华英中学、梅县梅州中学、汕头聿怀中学。大学时，方汉奇学校在苏州，家在汕头，但没有回过家。“我的祖父以下三代都在广东，怎么会不想回去看看呢？主要是家里提供不起路费，我父亲其实是一个没有官俸以外收入和家累很重的公务员。”他说。

　　“我的老家在广东普宁，但不是在那出生的，只在1946年回去过一天。我的广东话还可以，也是后天学习的，不是母语。1938年，我在香港念书一年，学了一年的广东话；1942—1944年在韶关念初中高中，公共场所基本上讲广东话。不过离开广东很多年，大部分已经丢掉了。”方汉奇说。

　　离开广东多年，方汉奇乡音已改鬓毛衰，本来“麻麻地”的广东话已经“识听不识讲”，不过仍觉亲切，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几年前，他还在微博上就粤语文化做过探究：“买单”这个词，意为“结账”，原是广东话，流行于穗港一带。改革开放始于珠三角，去的人多了，就把这个词引用到全国。凡用餐毕，都请服务员来“结账”，形成文字，就成了“买单”。其实“买”是“埋”之误。“埋”有“请过来”“送过来”之意。“埋单”就是“请把账单拿来”，非买也。

　　“1949年，我路过深圳时，深圳还是一个小村子，现在高楼起平地，拥有这么大规模的人口，经济实力了不起。”“3年前，我到过广州，这里历来是一个重要的对外交流地区，近代中国发展离不开广州的贡献。”一直不忘关注广东的方汉奇，对广东的改革发展如数家珍。

　　说起港珠澳大桥，老人更是自豪不已：“大桥工程是世界级的，将整个大湾区连在了一起。今后不仅港澳、珠三角，连同其他周边城市，发展前景都不可限量。”

　　2015年，方汉奇专门去探望百岁同事甘惜分教授时，有感而发：“他研究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是新闻理论的一代宗师。但愿马克思别惦记着他，让他继续健康快乐地享受他的生活。”在此也借用方先生这句话，祝愿他身体康健、福寿绵长。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