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自我革命是适应社会革命的应然之举

　　

　　作为社会革命的主导者或者主持者，党的自身组织必须进行不断调整，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与其所肩负的社会革命任务相适应

　　◎王玉云（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教授）

　　◎本文责编∕张蓓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明确提出了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精神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在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的崭新高度再一次强调了自我革命精神：“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党的自我革命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需要

　　政党存在和运行的主要价值，就是要进行社会改造，也就是立足于现实，对现行社会进行方方面面的改造，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这些进步，剧变式的通常称为“革命”，渐进式的通常称为“改革”。不管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政党主导的社会革命。而作为社会革命的主导者或者主持者，党的自身组织（包括指导思想、意识形态、组织体系、生态系统等）也必须进行不断调整，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与其所肩负的社会革命任务相适应。这就是政党的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除了体现在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和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之外，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时代的潮头，把握和顺应历史前进的规律，带领人民朝着先进的方向行进。所以，党章开头一段话就明确加以揭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准确定位党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选择切实可行的革命道路，都离不开自我革命的精神，囿于成说和既往的习惯思维都是做不到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同时并存，阶级基础、运作理念、组织体系和奋斗目标都有差异，但是先进与落后还是可以分辨的：就阶级基础而言，以中国工人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共产党优于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国民党；就理论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先进于三民主义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就组织体系来说，共产党严密，国民党松散；与理论体系相适应，最终的目标追求更是有高下之分，国民党追求的类似于美国英国等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共产党追求的是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从世界潮流来看，资产阶级浪潮已经过去快200年了，当时的世界潮流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必然要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所以共产党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就体现了它的先进性，因为它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要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潮流和社会改造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自我革命，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毫不含糊的斗争。党在创立之初，就同“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流派和“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等错误思潮作过坚决斗争。比如，党在广东的早期组织中，就清除了以区声白、黄凌霜等为主要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流派，纯洁了组织，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年幼的中共，有如此净化之举，实属不易，这可以看作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源头。

　　在中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党的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就是摆脱教条，进行思维方式变革的第一步。党在成立之初，也曾模仿过西方国家的“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所说的：“我们党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但是，1927年三大起义之后，我们党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道路，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扎实的一步。在农村环境中，党的组织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按理，中国共产党应以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但是党的队伍中十个党员就有九个是农民，怎么保证这样的队伍担负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而不致堕落为农民起义的水平？思想建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说，身子是农民的，但是脑袋却是工人的。思想建党，确保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农民党”，而是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我们党是无法走出这一条成功之路的。

　　延安整风更是党在革命时期自我革命的一次伟大创举。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气形成，教条主义和只会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洋房子先生”就没有藏身之处；通过“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打消了没有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甚至想拥兵自重、割地称王的错误心态；通过“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使我们党形成了实事求是的良好风气。这样的自我革命，使全党的思想观念得到了统一，组织系统进一步科学，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优化，召开七大的条件也就成熟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也就众望所归，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也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这样一个经过不断自我革命的党，领导更为宏大和复杂的解放战争，就会应对自如，胜利来得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

　　党的自我革命是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的适应性调试

　　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建构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改造学说，要用它改造中国社会，必须作出适应性调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而且，随着中国社会革命场景的转换，这种中国化的过程还必须是连续不断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表现出前后相继的一系列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就是不断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过程，是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在指导思想上作出的适应性调试，是党的思想理论领域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结果。

　　场景的转换更需要党的自我革命。1949年，党面临的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和场景将要发生根本性的大转换，自我革命意识更是被党中央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进城”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指明了这种自我革命的必要性：“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党应当保持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在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丝毫没有飘飘然，而是及时地给全党打预防针，要求做到“两个务必”。这种异乎寻常的冷静与清醒，体现了我党基于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的强烈的自我革命意识。随着从“破坏一个旧世界”到“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场景切换，党必须进行自我革命，方能担负起新的社会革命的任务。“马背上夺天下”是革命党的应然行为，但是这种思维观念和运作模式如果不能随着历史任务和社会环境的转换而转换，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担负不起。换言之，不能把革命党的思维模式和运作方式原封不动地搬到执政条件下来，必须进行适应性调试。比如，要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设置党的主要任务，再根据主要任务来检视党自身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组织、作风、纪律、制度等方面还有哪些不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地方，及时地加以调整、纠正和改变。这就是政党的自我革命，这种自我革命对于政党的生命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党面临的历史场景也有一个很大的切换，党的自我革命也必然成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比如，从领导计划经济到领导市场经济，这对党员干部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计划经济时期，不主张对个人利益的突显，而市场经济则强调竞争、逐利，这对普通民众而言，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如何保持初心，始终秉持党章所描述的初心：“共产党员始终是劳动群众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再如，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从在相对封闭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换到在全方位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外部环境对我党的考验就会接踵而至。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会蜂拥而至。在意识形态的较量和斗争中，各种错误思想也会在中国社会形成，何以提高政治免疫力，防范“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抵御各种风浪考验，这是一个十分严肃沉重的课题。如此等等，对党的自身建设都提出了挑战。如果没有自我革命的意识和精神，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就会遭到危险。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新时代自我革命的重要场域

　　没有矛盾不成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在我们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的任何阶段，或者由于党内同志认识水平的差异，或者由于外部势力的渗透，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的主张、看法和思路，这就形成了矛盾。这时候，矛盾双方就要展开较量和斗争。

　　这种较量和斗争，在党的历史上，进行过多次，最终是真理战胜谬误、先进战胜落后、正确战胜错误，错误的一方要么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站到正确的一方来，要么实在不改就被切掉，从而实现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确保了党的坚强有力，使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这种斗争，就是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场域，这些场域都依托于党史上的相应阶段。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主张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与以李立三、王明等主张的“城市中心论”的斗争和较量；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毛泽东同志独立自主的主张与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经过国民党”的主张之间的斗争和较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冒进与反冒进”的认识分歧和斗争；“两年徘徊”时期改革开放的主张与“凡是派”之间的角力；直至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期间对“左”和右的思潮的严厉批评，都是党内自我革命的场景。虽然具体事件形式和当事人物各不相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表现形式。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场域变化，乃“百年未有之变局”，这就逼迫我们党对自身组织中那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进行审视和摒弃。比如，以五大发展理念对旧思路老路子说“不”；以“改革永远在路上”的精神面貌反对“路径依赖”，对保守思想说“不”；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反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暧昧甚至错误言行；防范各种错误思潮向党内和社会渗透，增强政治免疫力；尤其是以清正廉洁的要求对腐败零容忍，以刮骨疗毒的决心进行反腐败斗争。这些场景，不同于过去，带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这场斗争，就是“带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伟大事业的重要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而是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自我革命精神成为党的组织文化，其宏观意义在于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与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相适应；其微观意义在于，置身其中的每一个党员干部，就会感知它的存在，高度认同并积极投身于党自我革命的系列举措，造就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强大合力。

网编：卢志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