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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是一场治理、技术和文明的变革

2019-11-25 来源:南方杂志 作者:殷立飞 卢益飞

自2013年以来,广州市越秀区实行居民生活垃圾定点定时分类投放模式,该模式概括为三句话:家里分好类、定时拎下楼、定点精准投

  ◎《南方》杂志记者/殷立飞 卢益飞 发自北京、广州等地

  ◎本文责编/李焱鑫

  圆桌嘉宾

  陶镇广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樊良树

  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生态经济》编委

  马华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各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如火如荼,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十年先行者广州再行探路。垃圾分类工作会带来什么,怎么去看待全国各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南方》杂志记者就此采访了广州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专家学者们,为读者奉上他们的精彩观点。

  垃圾分类是城市治理水平的综合体现

  《南方》杂志:垃圾分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对于提升城市社会治理能力,营造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陶镇广:垃圾分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第一,充分回收利用可回收物,提高垃圾资源利用水平,是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第二,能够减少环境污染,如果只将生活垃圾随意堆放或简单填埋,长时间必将污染城市的地下水源和空气环境,危害居民身心健康。第三,能有效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费用。

  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是提升广州城市文明程度,推动实现老城市焕发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的重要抓手。广州是一个有着近2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日均产生生活垃圾约2.8万吨。生活垃圾是由消费产生的,我们人均消费仍处于上升期,未来垃圾总量还是会不断上升的。我们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垃圾分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提升、全范围覆盖、全社会参与,使垃圾分类成风化俗。

  樊良树: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垃圾回收利用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的应有之意。想对垃圾回收利用,有必要让垃圾分类井井有条,才能有的放矢,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马华:垃圾分类工作可以综合体现一个城市治理水平。在原有单位制被流动社会打破的情况下,“新单位制”这一理论可以应用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通过引导社区自治组织与体制内单位的“双结对”,构建区/县—街道—社区与区域内单位协商治理的三级联席会议体系,形成以行政区为边界、以党组织为纽带、以单位组织为节点、以资源补给为机制、以双轨制为结构、以国家中心为特点,充分发挥体制内单位“抱团治理”,推进社区与体制内单位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深度协作与共赢。

  《南方》杂志:当前,全国几个大城市都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在当下的社会形态中,有哪些难点需要突破,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进步?

  樊良树:垃圾是文明的伴生物,人的不同生命阶段产生不同种类的垃圾。有的垃圾完全可以避免。比如,从田间地头到运输环节再到餐桌,不应该有那么多的食物浪费。如果仅仅强调末端治理,重视垃圾分类,而不从资源节约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源头抓起,可能会修再多的垃圾处理场也赶不上垃圾生产的速度。再比如,一些地方的垃圾具体分类标准不明晰,造成垃圾分类难以真正落地。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们既要垃圾分类,更要节约优先、高效利用。把许多可以降下来的垃圾总量降下来。在此基础上,形成垃圾分类和垃圾后续利用系统的循环链接,不断提升垃圾分类和垃圾后续利用的精细化水平,造福我们及子孙后代。

  马华:首先,要发挥党的核心引领作用。通过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执行能力,积极发挥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其次,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范社会各类主体运行机制,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最后,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参与社会建设,增强社会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各阶层群体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积极作用,促进实现公共事务共治、公共难题共解、公共成果同享的社会治理机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效能感与获得感。

  陶镇广:对于广州而言,目前要落实好“七个纳入”和“五个坚持”。“七个纳入”,即把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市委党校干部培训内容,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改问题,纳入文明城市创建项目,纳入基层党建任务,纳入区委定期向市委报告工作内容,纳入区、街(镇)、社区绩效考核指标,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要求。“五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坚持文明创建、坚持立行立改、坚持属地责任、坚持协同推进。

  只有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团体支持、个人积极参与的良好社会治理格局,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

  垃圾分类是一场技术革命

  《南方》杂志: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当前所面对的技术特征和产业特色,有什么变化?这些特点对当前的垃圾分类工作有什么影响?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因素能发挥什么作用?

  樊良树:垃圾分类工作其实也是一场技术革命。2019年,上海率先发布《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条例要求:“结合各区人口规模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各区生活垃圾处置总量控制计划。”“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体系。”全程分类体系涉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新时尚”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相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因素能助其一臂之力。

  陶镇广: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推广智能分类桶、积分奖励、绿色账户、在线监控等垃圾分类新模式,有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线上预约与线下回收有效对接,提高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广州正在积极开展垃圾处理关键技术攻关,培育发展垃圾处理产业,形成垃圾分类可持续发展格局。

  《南方》杂志:省外和国外,在推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可否列举几个案例?

  马华:垃圾分类看似只是一个生态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全社会性的治理问题。垃圾分类工作涉及面广,只有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团体支持、个人积极参与的良好社会治理格局,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各大城市基本也依此理念而为。首先,政府主导增加垃圾分类的资金支持与人力投入,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督察与问责。如上海出台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其次,引入市场力量建立市场化的垃圾分类与回收体系。安徽合肥、浙江金华等地把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交由企业市场化运行。再次,多种渠道宣传,发动社会团体与居民参与。上海、杭州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参与,以社区城管服务员、卫生协管员为基础,建立了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现场指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我国既是人口大国,也是手机保有量第一大国。据不全统计,我国每年有8000万部左右的旧手机被淘汰。手机主板既有铜、银、钯等具有回收价值的贵金属,也有铅、汞、镉等有毒物质。如果旧手机的回收拆解不能驾轻就熟,这些有毒物质可在环境中长期存留并沿着食物链传递,可导致生殖系统、免疫系统受损。有鉴于此,在手机设计生产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将手机制造得便于拆解,这样既能降低拆解处理人的健康风险,也能促进资源高效利用。

  樊良树:从目前的技术路线看,手机生产还难以脱离一些有毒物质,但在其他容易找到替代工业原料的工业生产中,可以优先选择易回收、易拆解、易降解、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的材料和设计方案,生产废弃物产生量少、可循环利用的产品。

  再如,一些国家大力发展社区小微绿地、小微菜地,居民的厨余垃圾就近放在此“入土为安”,既能增进土壤营养、降低厨余垃圾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也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物质生活,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

网编:陈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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