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显衡：一生守候那抹红

　　◎《南方》杂志记者／刘艳辉　黄曦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殷立飞　统筹∕李焱鑫　林若川

　　黎显衡，1935年2月出生，广东广州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1960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广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曾兼任广州秦汉造船遗址发掘和博物馆筹建办公室主任。曾任《广州大百科》《广州市文物志》编委，参加编辑出版《广州起义》《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等近百万字史料，发表《萧楚女》《张太雷》（合著）和《陈延年》（合著）等著作。1995年获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65年5月，黎显衡（左一）与彭湃之母周凤（右三）合影

　　满头白发，一身布衣，手拎纸袋……今年85岁的黎显衡仍奔波于文博一线。

　　看似寻常的纸袋里，装的是一份份发黄变脆的文献资料。从事文博工作半个多世纪，黎显衡曾主持中共三大会址调查、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等工作，编辑出版百万字史料和著作，屡获殊荣。农讲所、南越国宫署遗址、北京路步行街“千年古道”、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许多广东人耳熟能详的文物古迹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为了让陈列在南粤大地上的文物活起来，使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这位“老文博”深藏功与名，一生忙碌，初心未改。透过他的讲述，一段段历史记忆便鲜活起来。

　　走街串巷，调查中共三大会址

　　1971年，经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一个以黎显衡为组长的五人调查小组成立。特殊的年代里，他们千方百计展开对中共三大会址的调查。

　　“据史料记载，中共三大在东山召开，但没写具体在什么地方，这一直是个谜团。”黎显衡当年用过的笔记本和形成的调查报告，至今完整保留。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秘密召开。这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在广东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广东来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48年过去了，东山已从昔日的遍地荷池蕉林，变得人来人往、商铺林立，揭开会址之谜绝非易事。

　　调查小组首先走访了15位革命老人和19位老东山区居民，基本弄清1923年广州党组织活动地点和恤孤院路等地的历史地理环境，顺利迈出第一步。

　　多方努力之下，调查小组争取到几位在世的中共三大代表协助，对会址的确定起到了关键作用。1972年10月，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中共三大代表、时任国务院参事徐梅坤飞抵广州参与调查。黎显衡陪徐老走遍新河浦、瓦窑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街巷，并与当地老居民多次座谈，终于找到记忆中的春园、逵园、简园。凭着这些地理坐标，结合地图档案和附近居民说法，三大会址渐渐浮出水面。

　　随后，黎显衡与同事多次到武汉、北京，访问中共三大代表罗章龙、刘仁静，为会址认定提供了有力佐证。

　　黎显衡还透露了调查中的一个小插曲。会址原是一栋两层小楼，中共三大究竟是在楼上开的还是楼下开的？两位代表说法不一：徐梅坤说是楼下，罗章龙说在楼上。为此，调查人员前前后后五访罗章龙，最终得出一致结论。

　　其间，经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批准，调查小组在中央档案馆复印中共三大文件12份共64页，这些当年尚未公开的绝密档案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调查结束后，黎显衡继续围绕“中央局谁任秘书”“中共中央机关迁穗”等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中共“三大”若干问题的探讨》等文章，引发学界热议。

　　近50年过去，如今恤孤院路上这处绿树浓荫中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已成为南粤党员群众最“心水”的红色打卡地。仅2019年一年，参观人次就达到了52万。

　　一砖一瓦，重建黄埔军校校本部

　　黎显衡半个多世纪的文博生涯中，能与中共三大会址调查相提并论的“大件事”，还有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

　　黄埔军校旧址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校本部在1938年日军轰炸中被夷为平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海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黄埔军校旧址备受关注，重建问题被提上日程。

　　1996年6月16日，广州举行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项目奠基仪式。按照要求，当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前必须竣工。1.0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留给重建工作的时间只有100天。

　　“中央要求按照‘原位、原尺度、原面貌’进行重建。”黎显衡带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提供考古资料、历史资料和筹办室内复原陈列等工作。他们不仅跑遍了长洲岛的山山水水，还曾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查阅资料。

　　100天，既要进行考古调查、复原设计，还要报建、施工，工期紧、任务重。重建工程特事特办，边设计、边认定、边施工，24小时连轴转。

　　正当建设加班加点推进时，设计却出现问题。“过去是木板楼，改成钢筋混凝土后，建筑高度和空间都发生了变化。”黎显衡回忆道，当时是晚上6点钟，他没顾上吃饭就立马进了工地，等处理妥当已近半夜11点了，肚子还空空如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博物馆后来发现部分地基的承载力存在问题，黎显衡第一时间请来土木工程及建筑结构建筑材料方面的专家到施工现场“会诊”，通过加强上部结构的钢筋、改用轻质砖等方案，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重建工程规模大，需要砖砂石等建筑材料多。为节约经费，年逾六旬的黎显衡先后到番禺、南沙、四会、高要等地考察，不辞劳苦，终于物色到合格产品。

　　1996年11月12日凌晨1点多，油漆施工仍未完成。几小时后纪念活动即将开始，领导和外宾都将到场，是继续抢工还是暂停？“安全第一！”黎显衡果断下令全部停工，让所有工作人员退场，由保卫人员进行安检，确保纪念活动平稳进行。

　　当天，国家及省市相关领导，黄埔同学会校友和港澳台人士300多人出席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暨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竣工典礼，军校昔日风采重现世人面前。

　　不怠不忘，毕生心系革命文物

　　1956年，正读高中的黎显衡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这一年，也是新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鼓励年轻人读大学。

　　黎显衡积极响应，当年就考进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广东师范学院历史系担任助教。暑假期间，他经常带学生到广宁、高要等老区做农民运动调查，没有公共交通，他们就背着蚊帐、水桶、草席，徒步几十公里，晚上就在小学教室的课桌上凑合一宿。

　　1964年，广东高等院校进行调整，黎显衡被安排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自此在文博系统工作到退休。“从毕业到退休，就是做了这一件事，搞革命文物。”半个多世纪来，身边很多人陆陆续续出国“吃牛扒”，黎显衡依然在原地，与文物相伴，和历史为伍。

　　他以文博工作实践为主线，干到哪里，就研究到哪里，曾参加编辑出版《广州起义》《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等近百万字史料，发表《萧楚女》《陈延年》（合著）和《张太雷》（合著）等多部著作。为方便《南方》杂志记者查阅，黎显衡按照作品名称、出版单位等细细列出表格，打印出来竟有11页之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文物普查共进行三次，黎显衡两次参与其中。对广东尤其是广州的很多文物遗迹，他如数家珍，个中历史掌故都能侃侃而谈，堪称 “活词典”。2002年，因为他的爆料，北京路步行街“千年古道”才得以重见天日。

　　作为一名“老文博”，黎显衡不仅曾访问聂荣臻、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还与周总理有过一面之缘。1971年11月，周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瞻仰胡志明在广州举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旧址。黎显衡是工作人员之一，言谈之间周总理曾两次问他中共广东区委旧址在附近什么地方等问题，黎显衡一一作出回应。每每回忆，黎显衡十分感慨：“总理非常谦逊，对广州的文物工作十分关心。”

　　不偏不倚，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是黎显衡一生的追求。

　　1971年，黎显衡被调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筹备恢复三元里古庙内的抗英斗争展览。此前，有关三元里“平英团”组织群众抗英斗争的事迹流传广泛。黎显衡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三元里群众中没人能说出这个组织的起源和活动。黎显衡向中山大学陈锡祺等著名近代史专家请教，陈锡祺回复认为，“平英团”这个名词是后人强加于古人的。

　　“平英团”的名字究竟从何而来？黎显衡多方查证，原来“平英团”一词最早出自日本相关文献，后来才被翻译成中文。黎显衡以此得出结论：三元里抗英斗争是一场群众自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没有组织成建制的“平英团”。

　　与此同时，黎显衡围绕“韦绍光是不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等问题进行论证，为正确认识和评价三元里抗英斗争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党史研究中，黎显衡坚持“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即使遇到敏感问题，也不回避不掩饰。

　　上世纪80年代，黎显衡和同事整理广州起义史料，其中关于广州起义若干个问题的考证，被认为过于敏感，有出版社不敢出版。“有个老同志提出要修改，不改的话，就不能出。”黎显衡拒绝修改，经历一番周折后，研究成果才得以面世。

　　对于有争议的学术话题，黎显衡始终坚持两“不”：不熟悉不写，不准确不写。如关于秦汉造船遗址的定性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形成了“船台说”和“宫殿说”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问黎显衡，他未置可否：待将来考古全面揭开，自然会有正确的结论。

　　黎显衡治学之“老派”与严谨，从他与徐梅坤的交往可见一斑。调查中共三大会址时，黎显衡拿出一份坊间流传未具署名的《访问徐梅坤记录》给徐梅坤过目，徐梅坤看完后面色凝重：“‘中共三大’是重大历史事件，此材料未经本人核对，错漏百出，贻误后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黎显衡当面将材料付之一炬。

　　就连看到当下一些“抗战神剧”，黎显衡也不忘“老本行”。有一次剧情实在看不下去，他便亲自把相关历史材料寄给了负责审片的专家。

　　有喜有忧，为子孙后代谋

　　黎显衡从不以文物守护者自居，却时时处处把文物放在心上。

　　南越国宫署遗址被誉为广州考古重大发现之一。1995年，兼任广州秦汉造船遗址发掘和博物馆筹建办公室主任的黎显衡，因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问题，在工地上与建设方讲理，却险些被打。“当时挖出了‘万岁’瓦当等珍贵文物，我们要求他们停止施工，他们不停。”黎显衡说。

　　广东是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也是革命文物延续年代最长、序列最完整、种类最齐全的省份之一。这意味着，革命文物的保护任务更重，难度更大。

　　“文物保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为了子孙后代。”黎显衡锲而不舍地为文物保护发声、奔走，退而不休。

　　2010年，广州市某文保单位摇身一变成了酒吧，地基被挖，结构被改变，历史面貌遭到严重破坏。“这是目前为止广州发现的最严重的破坏文物建筑事件！”黎显衡通过媒体对此公开谴责，引发舆论广泛关注。那段时间，老伴一直为他担心。

　　以黎显衡为组长的专家组，对现场进行勘查，与建设方当面摆事实、讲道理。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黎显衡代表专家组向社会公布文物建筑被损坏的情况。

　　“这些宝贵文物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损失。”黎显衡始终严守底线—发展和利用必须以保护为前提。

　　最近，某区邀请黎显衡去就文物保护工作提意见，黎显衡如实提出后，对方并未改动。一次会议上，黎显衡开门见山：“我就当着市长的面，再讲一次。”

　　时光马上迈入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荣光时刻即将到来，广东各地纷纷开展百年党史文物、文献、档案、史料调查征集等活动，85岁的黎显衡更加忙碌起来。

　　在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南粤大地上，正是黎显衡这样脚踏实地的文博人，才使得红色文化走得更远、传得更广。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他一生守护宝藏、研究宝藏，最终成为“宝藏”。

　　对话黎显衡：党史工作者要坚守初心使命

　　谈到广东党史和革命史研究，黎显衡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是广东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知名老专家，亲历了广东党史和革命史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关于历史研究，他充满真知灼见。对于广东党史，他满怀展望和期待。和黎老对话，仿佛是在挖掘广东党史研究的“宝藏”。

　　一手材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

　　《南方》杂志：您的很多研究都填补了历史空白，您是怎么挖掘到这些重要史料的？

　　黎显衡：历史研究尤其是党史研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向群众学习。我掌握的材料，很多都是从群众那里得来的。比如1964年我到农讲所工作后，就开始对当年的学员一人一档地建档立案。当时没有什么档案材料，我们就到全省各地农村搞调查、搞征集。还有黄埔军校里面有个东征军史料展，都是我们下去，把群众捡到的信件、行军水壶等一件一件争取回来的。

　　还有，我们挖掘史材始终要抱有紧迫感。比如大元帅府，我们就找到孙中山当年的几个卫士，让他们画内部结构，听他们介绍情况，做了一些录音。等到开始搞大元帅府保护建设时，这些人都走了，幸好我们留了录音、留了手稿。现在有很多东西，你不抓紧去调查，以后很重要的材料都没了。

　　《南方》杂志：您采访过许多党史重要人物，您对人物访谈有哪些心得体会？

　　黎显衡：一是重视细节。1977年我们带着一份聂荣臻元帅回忆广州起义的稿子到北京找聂帅。里面说周总理离开后，由聂荣臻任广东区委军委书记。聂帅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不能叫军委书记，就是讲军委负责人，当时没有正式任命书记。

　　一是要充分尊重对方意愿。当年徐老形容那份由其他人整理的访谈稿是“错漏百出，贻误后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当场点火把材料烧掉，徐老这才高兴起来。我做过的所有人物访谈，都要请本人审定签名，最大程度确保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

　　二是要注意，同一个人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回忆，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在调查研究中，我们还必须收集多重证据，站在客观的立场去还原历史真相。

　　《南方》杂志：在研究历史过程中，您认为要着重注意哪些问题？

　　黎显衡：一是要有第一手材料。现在网络发达，但没有一手材料，抄来抄去很容易出问题。二是观点要新。写文章要么观点新，要么材料新。材料不新，观点不新，文章质量就比较差。现在很多文章是快，一下就写出来了，但基本上都不很扎实。

　　还有一条，要善于抓住矛盾。比如“平英团”，有没有这个组织？经过一番调查请教，才弄清楚“平英团”源于鸦片战争后几十年，日本人写的一本书《英人强卖鸦片记》，由康有为的学生翻译为中文。我再翻阅中国和英国当时所有文件，确实没有出现过“平英团”这个提法，于是我就写文章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

　　党史工作者要坚守初心使命

　　《南方》杂志：党史研究既是严谨的学术问题，又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您是怎么理解的？

　　黎显衡：作为研究，还是要根据事实，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当年我们搞了一套广州起义史料，书后附有关于广州起义的8个问题考证。前面6个都是我写的，其中最重要一条是1927年12月11日凌晨叶剑英有没有参与起义誓师。很多书都说叶帅参与了，但我根据叶挺等人的回忆考证叶帅没有参加誓师。有位老同志坚决不同意，说不写这个书就不能出。但书最后还是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分别出了两版。后来军事科学院写叶剑英的传记，作者来请教，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他也把那个说法去掉了。

　　党史是比较严肃的。一方面很多档案还没解密；另一方面涉及宣传纪律，尤其是涉及对外宣传时，我们一定要更加谨慎。

　　《南方》杂志：从事文博工作半个多世纪，是什么支撑您不断坚持？

　　黎显衡：还是党的教育，要坚守一颗初心，搞研究做工作，都是为党工作。

　　组织派我到农讲所后，有一段时间我不适应。我说我搞教学搞了8年，还是想回学校教书。但组织说你是这里唯一的大学生，不能走。你是党员，还得服从组织不是？我就留了下来，留下来以后慢慢就有兴趣了。

　　到后来，我当了馆长，组织又让我去兼任秦汉造船遗址和南越国宫署博物馆筹建办主任。根据工作需要，我马上买了几本中国古代造船史的书学习。

　　退休后，大家还经常找我鉴定文物。我从公职上是退了，但我永远都是党员，党的工作永远还得要做。当然自己能力有限，但是有多少能力做多少工作。

　　《南方》杂志：现在研究条件和过去大不一样，对后辈学人您有什么话要说？

　　黎显衡：我在广东师范学院时，到肇庆搞农民运动调查，要先坐船，然后背着水桶、蚊帐、草席徒步24公里，资料都是用纸一张一张记。今天上网一粘贴就来了，这个确实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但现在年轻人很少有下去搞调查的，很少深入基层，访问群众。年轻人做研究，网站的东西要看，但还要多下去搞调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都在人的脑袋里面，非得你去挖出来不可。

　　《南方》杂志：如何评价广东在党史和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黎显衡：广东是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在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成立的六个早期组织，广东占一个。陈独秀等在广州创立党组织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另一个就是大革命时期，广州成为全国革命中心。这个时期发生在广州的各种事件，不单是影响本地，而且影响全国革命形势。

　　《南方》杂志：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您对广东党史研究有哪些期待？

　　黎显衡：还是要把具有全国意义的历史事件讲透、讲好。

　　一个是讲好广东党组织成立的故事。要用好位于广州市第十中学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旧址。这是我们广东党组织成立的缘起，广东团组织最早也在这里办公。当年，我在广东师院时的同事贺正寰在河源档案馆查阅一份他父亲留下的养成所同学录，详细记载了学员的资料及课程等，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历史材料。这个题目我感觉还可以继续深化研究，我们要抓住这个大事，搞出成果的话影响力就很大。

　　另一个是讲好广东区委对革命的重要影响。广东区委，也叫两广区委，当时全国有六个大区，广东是最大的一个区，党员人数最多，影响范围不仅是广东、广西，还有福建南部、香港等等。周恩来当过广东区委委员长，很多省的党组织当时都受这个区委管辖。它还有两个第一：第一个建立军事委员会，第一个建立监察委员会。这个研究出来，影响会非常大。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