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从溪碧来——源自“总理金笔”的红色往事与初心叩问
◎策划/陈广腾
◎统筹/戎明迈 蒋玉 林若川
◎本栏责编/曹建民
历史并不是书架上一排排的故纸,一旦真正触碰到其中的鲜活,它的精彩纷呈和惊心动魄就会再次跃然眼前。
南昌城头硝烟弥漫的1927年,距今已经整整92个年头。如今,一支笔穿越时光,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个谜团也随之展开:它究竟是不是周总理用过的金笔?它是否真的伴着南昌起义的硝烟而来?它为何会落在粤东陆丰的山边小村?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出现在今日广州?从见到这支笔起,一段注定不平凡的追寻开始了……《南方》杂志历时一月有余、行程数千公里,重磅推出特别策划《笔从溪碧来》,拨开历史迷雾,见证如金初心。
求证之路1
姐夫赠笔竟是南昌起义红色文物?
老记者告诉单位同事:55年前姐夫送给他的金笔,原是周总理南昌起义之后所赠。《南方》杂志记者踏上求证之路:这是真的吗?
◎《南方》杂志记者/蒋玉 李梦醒 林若川
“舅啊,1964年我爸贺你上大学的那支金笔还在吧?那是周总理送的金笔啊!”不久前,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委岗位退休多年的黄峨意外地接到外甥的电话。
电话里外甥急切的声音,将黄峨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了55年前的孟秋时节。1964年,黄峨考上暨南大学,前行广州之际,他步行10公里路去向姐姐一家辞行。黄峨至今记得不善言辞的姐夫陈金松双手捧着一支钢笔微笑着递给自己的样子。
“在啊。”想到这里,黄峨对着电话那头的外甥回答。
是的,那支笔一直都在,带着感恩、带着传承,也带着待破解的疑问。
感恩—等在村口的姐夫
黄峨的名字“峨”字,是他分配到南方日报社时改的,之前,他叫鸡鸭鹅的“鹅”。
黄峨的老家在广东省陆丰市金厢镇望尧村,是一个并不富足的海边渔村。黄峨出生时又正值饥荒年代,这世界迎接他的便是“饿”。好在,父亲精明强干,常从海边跑到山区做些小生意,挣钱把这襁褓中的“饿仔”养得胖胖的。母亲高兴得直呼他“鹅仔”。
望尧村土地贫瘠,粮食常年不够吃,渐渐长大的“鹅仔”也难免挨饿。
而姐夫陈金松的家在陆丰桥冲镇溪碧村。溪碧靠山面水、有山有田,适宜种植,在那个年代里,溪碧村比望尧村富足。
黄峨已经记不清,姐姐出嫁之后的那些年里,姐夫一家的接济让家里安然度过了多少个无米下锅的酷暑寒冬。有一年,年关将近,家中过节的粮食还没着落。大年廿九那天,姐夫挑着番薯和大米出现了,但他在望尧村村口停住了脚步,不再前行,只托村人请丈母娘去“接粮”。原来,按照潮汕风俗,大年廿四之后,女儿女婿是不能到外家的,否则会被视为不吉利。
性格开朗率直的黄峨后来反复向人说起姐夫送粮到村口的旧事。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各家都有困难之处,而年关的一饭之恩、一担之食,便是雪中送炭,令人刻骨铭心、感念一生。
因此,1964年孟秋,当他拎上不多的行李准备出发去暨南大学读书前,他先走了10公里路到姐姐家道别。姐姐和姐夫对这位有出息的大弟引以为豪,高兴之间,令人难忘的一幕出现了。姐夫双手拿着一支关勒铭钢笔,来到“鹅仔”面前,微笑着说:“给你。”
黄峨至今清楚地记得,来到暨南大学报到不久,他到市区逛书店时,专门看了关勒铭金笔的身价—3元6角。“3元6角!对于一个贫困农家子弟来说,那是一个月的口粮!”黄峨至今说起仍难掩激动之情。
当时风华正茂的黄峨所不知的是,这支在他心中已然重若千钧的金笔,要等到55个春秋之后才向他展示自己另一重沉甸甸的分量!
传承—金刚怒目背后的菩萨心肠
历史的鲜活在于它是流动的,是生生不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支金笔带着感恩的底色,默默地躺在黄峨的书房角落。可是,笔上那一抹温暖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黄峨的笔下—一支本来就满载感恩的笔,到了“笔杆子”黄峨手里,写出了宏大巍峨的长卷。
1976年唐山大地震,黄峨随广东医疗救援队出现在唐山震后废墟中。尽管他像其他人一样戴了三重口罩,但强烈的腐臭味仍直刺鼻腔。他摘下口罩,试一试呼吸,觉得戴不戴口罩一个样,便干脆摘下口罩拼命干活了。虽然记者的职守是采访、见证、记录、传播,但黄峨在完成采访任务之余,还把自己变成了一名救援战士。
黄峨曾长期参与和主持《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和内参工作。政策宣传、典型报道和舆论监督是《南方日报》那个时代的三大拳头产品,而舆论监督在黄峨担任读者来信部主任时,创造了一个辉煌时期,黄峨的担当作为功不可没。熟悉他的人都清楚,这份担当作为源自于他的党性和人民性—金刚怒目背后是菩萨心肠。
更值得一提的是,黄峨曾作为《南方日报》政文记者,见证时代风云和惊天大事。尼克松访华,周总理陪同他访问广州时,黄峨还曾经与周总理、尼克松面对面采访。“要是那时知道姐夫给的笔原是总理所赠,我肯定要设法向他求证。”黄峨谈起往事,不无遗憾地说。
接完外甥的那个电话,黄峨开始在发黄的报道剪报中翻找……当金笔轻轻地从珍藏的剪报里滚出来时,它竟依然是当年的样子,在书房的灯光之中闪烁着暗绿色的光泽。
疑问—岁月暗藏的谜团
带着对时光的敬畏和感慨,7月9日,《南方》杂志记者在南方书画院看到了这支笔。它笔尖依然金亮,轻轻抹去笔尖上留下的墨水痕迹,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行刻字:上面一行刻有“关勒銘”三个字,下面一行则刻着“5成赤金”的字样,字体自左向右排列,规整精致。
笔身通体翡翠色,半透明的外壳包裹着内胆。匀整的黑色暗纹一圈圈刻在笔身内壁上,经过岁月打磨,更显得雅致朴实。笔尖残留的墨水显示着它明显的使用痕迹,可惜的是笔帽因年久腐蚀损坏了。
老物件,带着岁月的痕迹,自然也熨帖着时光的质感和温度。谁承想,这支亲证过黄峨与姐夫真挚情感的金笔,竟然可能是南昌起义前后周恩来的贴身用笔?
至此,它所带来的故事和谜团也如山水间的重重迷雾,来到了人们面前:南昌起义后,周恩来为什么将自己的贴身金笔留在溪碧这个山边小村?为什么明知是总理所赠,姐夫陈金松却从未对任何人说起?是什么促使老人家现在说出了实情?
带着这些疑问,《南方》杂志记者打点行装,奔赴陆丰,揭开了一段在历史烟云中日渐暗淡的溪碧红色往事。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