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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深”在哪里——专访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2019-03-25 来源:南方杂志 作者:史成雷

  粤港澳大湾区要结合三地实际、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更多“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地”的创新举措

  ◎《南方》杂志记者/史成雷 发自深圳

  ◎本文责编/郭芳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是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这赋予了大湾区探索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新路的重大使命。

  《规划纲要》提出:“依托粤港澳良好合作基础,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作用,探索协调协同发展新模式,深化珠三角九市与港澳全面务实合作,促进人员、物资、资金、信息便捷有序流动,为粤港澳发展提供新动能,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合作提供示范。”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深”在哪里?如何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合作提供示范?《南方》杂志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思想贯穿《规划纲要》始终

  《南方》杂志:《规划纲要》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有何重大意义?

  郭万达:在《规划纲要》中,“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既是一个重要的定位,也是一个重要的使命,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规划纲要》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规划纲要》开篇即提到了“一国两制”,特别是着重提到了香港、澳门的作用和功能,这表明香港、澳门在《规划纲要》中具有重要位置。香港、澳门都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最有条件的就是粤港澳的深度合作。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应该是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平台、非常重要的部分。

  《南方》杂志: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合作提供示范,粤港澳大湾区有着怎样的优势和条件?

  郭万达:概括起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三大优势。

  第一,改革开放40年来粤港澳合作的基础和经验。内地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港澳开放,最先开放的就是珠三角。从最初经济上的“前店后厂”模式到后来扩展到服务业合作、科技合作等等,从经济扩展到社会、生态等领域更全面的合作,应该讲这40年来积累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和经验。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粤港澳大湾区的沟通协调机制越来越完善。

  第二,粤港澳融合发展的格局和态势基本形成。融合发展的格局和态势的含义包括经济、社会等领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交通上来说,随着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开通,深中通道的开建等,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交通格局初步形成,目前每天在深港间跨境的居民有65万人次。将来,还要更注重消除“最后一公里”瓶颈。从经济上来看,粤港澳三地基于市场产生的产业分工和功能互补的经济体系架构已经初步搭建。

  第三,粤港澳三地文化同源,且互动持续越来越多。从语言来看,粤语是通行语言。从文化来看,岭南文化是三地共同的文化根基。虽然香港、澳门汇集了西方文化,但仍然是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所以在《规划纲要》中提出,澳门要“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2019年2月21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宣讲会在香港举行

  推进珠三角与港澳更加全面务实的合作

  《南方》杂志:“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中的“深度”应该如何理解?

  郭万达:我觉得深度合作,第一,一定是更加全面的合作,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

  第二,这个深度不光涉及“硬联通”,也是一种“软联通”。“软联通”的重要部分就是体制机制的深度衔接。这里面分为三个层面:首先从规则来看,很多联通的前提都是跟规则有关系,比如说金融市场的互联首先就要进行规则的互联。其次从标准来看,如果标准都不一样,就会造成很多阻碍,这就要求我们逐步推动建立国际化的共同标准。最后是法律的衔接。比如,知识产权如何保护,争议如何解决,这些要靠加强法律事务合作来解决。

  第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自由的含义是在一定规制下方便、高效的流动。实现自由流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开放。比如《规划纲要》中提到的“研究制定香港单牌机动车进入内地行驶的政策措施”,就是一种开放。

  《南方》杂志:《规划纲要》提出,“依托粤港澳良好合作基础,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作用”。在大湾区建设中应该如何发挥这些平台的作用?

  郭万达:《规划纲要》中提到的平台主要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前海、南沙、横琴三个自由贸易试验片区。自贸区试验的是什么?比如,面向港澳的跨境金融、跨境物流、跨境支付等等。所以三个自贸区就是粤港澳深度合作的先行区,是重要平台。

  第二类是《规划纲要》中提到的落马洲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等特色合作平台,这些特色合作平台本身蕴含着很多经济合作的空间和信息。

  第三类是《规划纲要》中提到的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基地、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等创新平台等等。这些平台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起着试验示范作用,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全面合作有着重要作用。

  《南方》杂志:《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珠三角九市与港澳全面务实合作,促进人员、物资、资金、信息便捷有序流动”。合作重点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突破?

  郭万达:第一个重点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关键在创新。《规划纲要》中提到要“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必须要通过创新,创新才会有外溢。另外《规划纲要》专门提到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都跟创新有很大的关联。

  第二个重点是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包括共建人文湾区、休闲湾区、健康湾区等等,才能让湾区内的老百姓有获得感。

  第三个重点是共建生态文明。粤港澳三地共同拥有一片蓝天。相比于世界其他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生态环境还存在差距。将来在大湾区的建设中,低碳转型将是重要话题。

  形成更多“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地”的创新举措

  《南方》杂志:目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需要从哪些方面破题?

  郭万达:在“一国两制”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有待形成。广东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全面促进规则、标准和法律的衔接。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强调,广东要聚焦与港澳规则相互衔接,谋划推进战略战役性和创造型、引领型改革。总结运用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建设运营成功经验,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结合三地实际、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更多“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地”的创新举措。

  同时,广东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方面还有待提高。与港澳相比,广东的营商环境还存在差距。香港的营商便利度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广东的营商环境面临着如何与香港对接的问题。广东要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营商环境的改革,为企业降低成本,降低企业的市场门槛,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等。

  广东要学习借鉴港澳经验,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提升法治化、市场化、便利化水平,吸引各种要素汇聚到大湾区。

网编:陈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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