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吹哨报到”：创新与变革，广东学什么

　　

　　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北京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认为北京市委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抓手，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聚焦办好群众家门口事，打通抓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行之有效的做法

　　◎南方党建智库研究员／黄曦

　　◎本文责编／李焱鑫　林若川

　　2019年1月4日，南方党建智库受广州市越秀区委邀请，一同前往北京调研学习“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以下简称“吹哨报到”）具体情况，近距离接触这个受中央关注的基层治理创新变革之举。

　　体制机制之变：四大举措解决“手眼之辩”

　　现代城市管理的重点在基层，困难点在于基层权责不统一。

　　2018年1月，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有委员形象地描述这种情况：街道只是城市管理的“眼”和“耳”，负责发现和反映问题；政府职能部门是城市管理的“手”和“脚”，负责解决问题，但“耳聪目明”，不等于规避掉“手忙脚乱”。

　　“现行街道的管理体制已经运行了几十年，随着首都功能定位、形势任务和群众需求的变化，街道体制逐渐产生了一些与中央、市委要求，与群众期待不相适应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编办副主任牛新梅说。

　　从问题导向出发，“吹哨报到”从一开始就从谋划街道管理体制改革，通过顶层设计明确街乡权责事项：

　　赋权街乡。赋予街乡党工委对辖区重大事项意见建议权、综合事项统筹协调和督办权、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领导人员任免调整奖惩建议权和综合执法派驻人员日常管理考核权。

　　明确职责。从市级层面明确街乡党工委和办事处党群工作、平安建设、城市管理、社区建设、民生保障、综合保障6大职能板块。东城区还在此基础上形成街道内设机构责任清单106项，明确要求除清单职责及涉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社区建设和公共安全外，职能部门不能再随意向街道安排工作。

　　改革机构。将街道机构从原来的“向上对口”改为综合设置“一对多”的“六办+纪工委+执法队+多中心”模式。如东城区即设置综合保障、党群工作、平安建设、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社区建设办公室，设置纪委监察（工委）和综合执法队，组建党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政务中心和网格化管理中心，并由街道工委副书记和办事处副主任分别兼任“六办”主任。

　　创新考核。将考核制度从“自上而下”变为“自下而上”，明确街道对区职能部门具有考核权，且考核权重占30%，又将普通干部群众在党建主体责任考核中对街道的评价权重提高到50%。

　　执法管理之变：从“哨源”到载体实现全流程再造

　　公开报道较少提及，“吹哨报到”的概念源自北京市平谷区。2017年初，该区针对非法盗采金矿、盗挖山体、盗偷砂石等案件，成立“双安双打指挥部”，要求街道、社区在发现线索后及时向上级部门“吹哨”，职能部门即时组织执法力量到点处置，形成联合执法链。

　　及时“吹哨”首先要解决“哨源”问题。北京市全面实施“街巷长制”，每条街巷设置由街乡干部担任的“街长”“巷长”，全市共选派1.5万名。在此基础上，探索向社会招聘一批“小巷管家”，在生活区域内“每日巡、经常访、随后做、实时报、及时记”。南方党建智库还了解到，东城区开发了“街巷通”APP等支撑平台，建立了完整的数据台账和管理子系统。

　　联合执法则亟需创新载体。在“吹哨报到”的体制机制创新阶段，北京就设计了“综合执法队”（部分区称“城市执法队”）这一新的执法载体。公安、消防、交通、工商、食药等5部门常驻执法队，房管、国规等部门明确专人随时听候“吹哨”，形成“1+5+N”的综合执法模式，推动综合执法中心下移、力量下沉。

　　牛新梅认为，街道综合执法平台运行半年来，出现了“三个提高”的可喜局面：一是部门参与热度提高了，二是街道“吹哨”热情提高了，三是问题解决效率提高了。

　　“吹哨报到”再造了综合执法的流程。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制定了“吹哨项目”清单，推动“精准吹哨”。东城区则梳理出了445项违法情形及应对的执法流程和处置依据，提高了执法的准确性。该区还依托网格化管理中心，建立“区—街—社区”三级工作平台，开通公众随手拍APP等21个渠道，将线下网格和线上“吹哨”结合，进一步便利了“吹哨报到”的信息流转。

　　社会治理之变：党建引领三个转变

　　体制机制创新、执法管理完善，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们认为，‘吹哨报到’改革是解决基层治理的一次有利契机。”北京市东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贤才说，“我们坚持用‘党建引领’将整个改革‘统’起来。”

　　南方党建智库在调研中发现，在“吹哨报到”过程中，北京市通过党建引领，推动“三个转变”，实现对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重塑和变革。

　　第一个转变发生在机关单位之内。北京市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由区、街乡党员领导干部担任下一级委员会主任，推动中央、市属单位以及国有企业、高校等法人担任所在地各级委员会成员，实现区域党建资源统筹调度。

　　第二个转变发生在党员之间。北京市扎实开展基层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双报到”，推动基层党组织向所在街道党工委报到，在职党员向居住地党组织报到，在环境整治、教育培训、政策咨询、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个转变发生在群众身边。北京市把社区党建作为推动“吹哨报到”向社区延伸的重要抓手。如北京市东城区，制定了社区工作“五规范”和议事协商“五民工作法”，并选派141名优秀正科实职干部“下”到社区担任社区专员，协助社区书记和第一书记及时发现、协调解决群众身边事。不少居民纷纷称赞：“老居民科的传统又回来了。”

　　智库观察

　　“吹哨报到”的北京启示

　　坚持党建引领，是“吹哨报到”的根本经验。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已经成为各地共识。“吹哨报到”通过街乡机构改革和赋权定责，把街乡党工委建设成基层治理的中心和枢纽，找到了党建引领的抓手，通过“街巷长制”“双报到”等有效载体，把街乡治理力量进一步下沉到社区，大大提升工作实效和群众的幸福感。

　　再造网格化管理和综合执法流程，是“吹哨报到”的关键举措。在网格化管理和综合执法上，广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如广州市2012年率先开展网格化服务管理，越秀区早在2009年就把执法队人、财、物下放至街道。但对标“吹哨报到”，广州等地网格收集到的民生、社会信息与各类型执法平台没有很好地连接打通，在信息传递和流转、数据运用和共享方面有所欠缺，综合执法的精细化程度不高。

　　清单管理是北京推进“吹哨报到”的重要方法。从街道内设机构责任清单到考核清单，从“吹哨项目”清单到违法应对和执法流程清单，“吹哨报到”把清单管理贯穿于机构改革和综合执法全过程，把改革事项精细化，让改革举措具体化，确保上级的改革部署不变形、不走样。

　　“吹哨报到”创新运用考核指挥棒增强了基层“吹哨”的底气。说一千道一万，考核才是约束党政部门行为的根本。目前，广东多地正探索考核体系改革，如广州市越秀区就增设对职能部门的公众评分。而“吹哨报到”在这方面走得更为彻底，由于街道和群众“自下而上”考核评分所占比重较大，他们“吹哨”的底气必然更足，职能部门对报到响应积极性也随之提升，“吹哨报到”得以实现良性循环。

网编：卢志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