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打破“35岁门槛”

通过放宽年龄限制，既填补基层治理的“熟手荒”，又破解高端领域的“人才断层”，实现公共治理人才的结构优化与能力升级

◎评论员／石静莹

◎本文责编／蒋玉

10月14日，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发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明确报考者年龄从35周岁以下放宽到38周岁以下，对于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从此前的40周岁以下放宽到43周岁以下。

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进一步放宽了考编年龄限制，引发网友热议。而国考年龄上限放宽的消息一出，舆论最先聚焦的便是对“35岁职场危机”的回应。

但剥开舆论的表层解读，从基层岗位的精准倾斜到应届硕博43岁的放宽上限，这场年龄变化的逻辑链条里，藏着远比“缓解中年焦虑”更深远的考量。

这场年龄调整并非简单的“政策松绑”，而是嵌入人口结构转型、治理现代化推进与就业优先战略的系统性制度回应，其背后蕴含着适配劳动力市场、传递公平信号、优化人才结构的三重深层逻辑。

与人口结构政策协同

国考年龄调整的首要逻辑，是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需求的主动适配，其背后贯穿了人口趋势、教育周期与退休政策的多维协同。

从劳动力市场基本面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显示，我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升至39.72岁。这意味着此前公务员招录及企业招聘中普遍存在的“35岁硬性门槛”，已与当前职场主力群体的年龄结构脱节——当劳动力市场平均年龄接近40岁时，35岁的年龄上限实质形成了对近半数职场人群的制度性排斥，导致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错配。

随着国民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一名博士毕业生入职时可能已接近30岁。若将职业“黄金期”框定在35岁前，则意味着高学历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被压缩。

更关键的是，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推进，劳动者的职业年龄周期有同步调整的需求。

国考对报考年龄进行调整，与国家宏观政策深度协同，与人口趋势、退休政策形成共振。

2024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计划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至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至55周岁、58周岁。

这一改革必然要求劳动者职业生命周期的同步调整。若职业准入仍锁定于35岁，将导致延迟退休后“职业后半程”的岗位供给与人才储备断层。

国考作为公共部门就业的“风向标”，其年龄调整率先实现与宏观退休政策的衔接，为全社会职业周期重构提供了制度参照。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在协同推进中，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

为避免对应届生就业造成冲击，本次国考设置了2.6万个应届专属岗位，占比超六成，既保障了青年人才的就业“基本盘”，又为成熟人才打开了通道。这种“兼顾两端、精准施策”的设计，彰显了政策的系统性与周密性。

传递公平就业信号

国考年龄放宽的深层价值，在于以公共部门的政策破冰，传递“消除年龄歧视、倡导能力本位”的就业公平信号，推动从“政策层面对接”到“市场观念转型”的全链条革新。

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进一步放宽考公考编年龄限制。

上海市2025年度考试录用执法类公务员公告明确，年龄条件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江苏省省级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遴选年龄要求为38周岁以下。

在事业单位招录中，四川多地发布事业单位招聘方案明确，年龄条件限制为本科38周岁以下，研究生43周岁以下。山东、新疆、贵州等多地亦将部分事业单位岗位年龄要求放宽至45周岁以下。

2024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明确提出，“消除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

公务员考试作为就业市场的重要风向标，其放宽年龄限制是党政机关带头落实中央政策的明确信号。

从市场信号矫正看，政策直击“35岁职场怪圈”的制度根源。

长期以来，“35岁被优化”的职场怪圈，本质是评价体系不当的产物。当国考撕开这道裂缝，其示范效应正逐步显现。从政府到市场的观念传导，正在破解“中年焦虑”的社会根源。

公务员招录政策对全社会具有风向标意义。国考年龄的进一步放宽，传递出注重个人能力的积极信号，有望引导企业招聘理念的转变，推动构建更加包容的就业市场。

从职业发展保障看，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为年龄放宽提供“配套支撑”。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的实施，明确职级晋升与任职年限、工作实绩挂钩，打破了“年龄晋升天花板”，让大龄公务员入职者若实绩突出，仍有晋升希望。

此举有助于缓解普遍性的社会年龄焦虑，构建一个对各个年龄段劳动者都更加友好包容的发展环境，最终推动形成一个以能力、贡献而非出生年份来衡量个人价值的社会共识。

这种准入与发展的双重保障，既缓解了大龄群体的职业焦虑，也为公共部门吸纳成熟人才消除了后顾之忧。

优化公共部门人才结构

国考年龄调整的深层战略考量，在于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人才结构的需求——通过放宽年龄限制，既填补基层治理的“熟手荒”，又破解高端领域的“人才断层”，实现公共治理人才的结构优化与能力升级。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只是技术升级，更是“情境知识”（实践经验、群众工作能力）与“规则知识”（政策法规、理论体系）的耦合。从基层治理维度看，年龄放宽直指“情境知识短缺”的核心痛点。公共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规则知识，更依赖情境知识。

情境知识只能随年龄与经历累积，无法速成。基层治理的“熟手荒”早已不是新鲜话题。

35岁左右的从业人员通常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实操能力，在应对基层复杂问题和群众工作等实务中更具优势。放宽年龄限制，可使公共部门吸纳更多具备实践经验的人才，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在高端领域，年龄放宽则直指“人才断层”问题。

知识产权、科技创新等前沿领域，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学术积累与实践打磨，40岁左右正是科研成果爆发的黄金期。应届硕博放宽至43岁的政策，为高端人才提供了从学术成果到公共服务的转化通道。

当前，国家正在用公务员招录这一最具示范性的公共政策，撬动全社会招聘门槛从“出生年份”向“是否胜任”转变。

国考年龄放宽绝非简单的“政策让步”，从35岁到38岁，三年之差的背后，是对人口结构的精准研判、对治理需求的深刻洞察、对社会价值的主动引领。这场改革或许被舆论简化为“解中年之困”，但其本质是一次多维协同的制度创新——既衔接了延迟退休的宏观政策，又填补了治理现代化的人才缺口，更推动了社会评价体系的观念革新。

网编：李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