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辈的抗战故事

“我们想让后代知道，课本里的‘抗战精神’，是父辈用脚底板走出来的，是用热血写出来的。”

◎《南方》杂志记者／陈冰青   发自广州、中山、东莞、惠州

◎视频摄制／陈冰青   李冉   刘家业   实习生／丁陆薇   陈柏言   黄思凯   林依晴

◎本文责编／刘树强   蒋玉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广东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在抗日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众多广东儿女挺身而出，奔赴抗战前线，为保卫祖国、抗击日寇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南方杂志社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联袂推出微视频栏目《我父辈的抗战故事》，通过抗战先辈后人的亲身讲述，挖掘珍贵的家族记忆，展现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

从客家少年到东江纵队领路人

7月的广州，蝉鸣裹着热浪掠过珠江。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照片中，一位穿着朴素的老人坐在白云宾馆楼上，身侧站着一位穿白衬衫的年轻人，两人都望着远方，眼角眉梢浸着笑意。这是曾生将军留给儿子曾德平最珍贵的一张合影。

1910年，曾生出生在广东惠阳一座客家围屋。小时候的他天生有股子“硬气”，看到洋人欺负中国学生，他会攥紧拳头冲上去；见乞丐被地痞殴打，他能追着跑半条街。“那时候爸爸总觉得，咱们黄种人不该被人踩在脚下。”曾德平笑着说，眼里闪着光。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像一把火，点燃了少年的热血。14岁的曾生翻遍图书馆，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抄了一遍又一遍，在作文里写道：“中国要强，必先有信仰；信仰之灯，当由青年点燃。”后来，曾生考进了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让爸爸明白，一个国家要站起来，得靠无数个‘不愿做奴隶’的人。”曾德平说道。

1935年深秋，北平“一二·九”运动浪潮涌到广州。时年25岁的曾生正就读于中山大学，他带着同学们在街头贴标语、发传单，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工人们放下工具加入游行，商人们关了店铺敲锣打鼓，连卖报的孩子都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喊哑了嗓子。”曾德平回忆父亲的话，“我爸爸说，那一天他才懂得，中国人的脊梁，是千万个不愿低头的普通人凑起来的。”

“我是客家人，东江需要我。”1943年，东江纵队成立之时，面对国家的危难，曾生毅然站了出来。没有正规军，没有枪炮，只有两把旧手枪、几百块银元和一群跟他一样“不要命”的年轻人。“我爸爸常说：老百姓拿命护着我们，我们就拿命护着他们。”曾德平向《南方》杂志记者这样描述。

最艰难时，海外华侨的信来了。“祖国在流血，我们怎能旁观？”新加坡的教师、马来西亚的商人带着药品、物资等跨越重洋而来。曾德平记得父亲说过一个细节：“有个华侨青年刚下船，就把怀里的金表塞给战士，说‘换颗子弹打鬼子’。”

就这样，东江纵队从百余人壮大到近万人，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把尖刀”，连日军都惊呼：“这支‘土八路’，比正规军还难打！”

1945年抗战胜利时，曾生不过35岁，两鬓却已斑白。曾德平翻出一张老相册，里面夹着张泛黄的字条：“今日筹粮缺米，百姓送来半袋红薯，热泪盈眶。”这是父亲当年的工作日记。

后来，曾生当上广州市市长，更忙了。“他回家吃饭像打仗，菜刚端上桌，扒拉两口就抓起公文包往外跑；唱客家山歌解乏，吼得声震房梁；头发越掉越少，母亲总笑他‘聪明绝顶’。”曾德平模仿着父亲当年的语气，“他说，老百姓的事，等不得。”

如今，曾德平80多岁了，手机里存着上百张父亲的老照片，但最珍贵的，还是那张白云宾馆的合影。“我爸爸说，那是他人生最放松的时刻。你看，他的腰还是挺得笔直。”

采访结束时，曾德平指着窗外说：“你看，珠江还是那么清，珠江两岸的高楼比当年多多了。但爸爸常说，有些东西比高楼更重要，那是一个民族记住苦难的勇气，是年轻人愿意为国家扛事的担当。”

革命洪流中的坚定战士

当华南战场的烽火熊熊燃烧时，在千里之外的东北黑土地上，同样有广东儿女在以热血践行抗日誓言。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东北，寒风卷着雪粒割人脸。此时的中国，正陷在十四年抗战的血色漩涡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铁蹄踏碎黑土地的平静。

而年轻的饶卫华，此时刚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出发。“我父亲在回忆录里说，当时中央苏区组织民众武装抗日，他主动请缨去东北。”饶潮生指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说，“他说，东北有产业、有工人、有被日军逼得走投无路的百姓，那里需要共产党的声音。”

但现实比想象更残酷，国民党军队撤退时，许多军官带着家产赖在东北，既不愿抗日，也不肯让路。“他们占着山头、工厂，和日军兜圈子，最后被打散了，反而四处找共产党。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支队伍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对抗。”饶潮生告诉记者，父亲到达东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串联这些“散兵”，把他们引向正确的抗日道路。

1933年1月，一份来自东北前线的报告送到了瑞金。这是饶卫华在考察抗日根据地后写下的万言书，里面详细记录了东北的敌情、民众诉求，以及“建立统一抗日武装”的迫切性。

很快，中共中央据此发出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分散的抗日武装整合为“东北抗日联军”。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当年的抗日有多难。我们的先辈没有飞机大炮，没有充足补给，甚至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但他们知道，只要有人扛起旗，就有人跟着走；只要能多赶走一个鬼子，中国就有希望。”饶潮生坐在广州起义纪念馆的凉亭中，略带思绪。

藏在牙膏里的密信，用生命书写抗战密码

在华南抗日的战场上，除了正面交锋的枪林弹雨，还有一条隐秘战线，那里的战士们以智慧为刃、以勇气为甲，在刀尖上传递着决胜的关键。

黄跃进从一叠泛黄的黑白照片中，抽出了一张旧照，指着照片里站在后方那个眉目清俊的青年说：“这是我父亲黄旭，珠江纵队情报系统的‘活地图’。”

1938年，珠江口的风里已飘起硝烟。18岁的黄旭在中山老家当小学教员，却悄悄把粉笔换成了密信。这一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情报系统的“新手”。

“父亲的公开身份是教员，但他的课堂从来不在黑板前。”黄跃进翻出一本旧相册，里面夹着半张泛黄的纸页，“这是他当年用的‘密写工具’：柠檬汁、米汤水，写在纸上肉眼根本看不见，得用蜡烛烘烤或者碘酒显影。”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在一支普通牙膏里藏着密信，一件粗布衫的接缝处缝着微型地图，甚至卖货郎担子里的卷烟盒，都可能装着敌军部署的绝密情报。

“他扮作货郎走街串巷，表面卖卷烟火柴，实则在敌人据点附近‘闲逛’。”黄跃进说，父亲常跟他讲，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日军“扫荡”前夕，他混进敌人驻地，偷听到“三天后清剿五桂山”的密令。“那天他揣着情报在雨里跑了十里山路，鞋磨破了，脚底板全是血，终于赶在天亮前把消息送到游击队手里。”

1945年，珠江纵队迎来最严酷的考验。日伪军调集上万兵力，对五桂山根据地发动残酷“扫荡”。黄旭作为情报负责人，成了“最忙的人”。

“他说那是‘拿命换时间’。”黄跃进记得父亲生前念叨过：敌人调动频繁，今天说从顺德来，明天又传从新会来，情报真假难辨。“父亲带着几个交通员，白天藏在甘蔗林观察，晚上摸黑进村找地下党员核实，困了就在草垛里眯一会儿。”最终，他们拼凑出敌军主攻方向的准确情报，珠江纵队据此提前设伏，以少胜多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后来我问他怕不怕，他说，怕啊，但更怕的是战友们因情报慢一步而牺牲。”黄跃进抚平照片边缘的折痕，“那时候他常说，我们多跑一步，同志们就少流一滴血。”

“我们想让后代知道，课本里的‘抗战精神’，是父辈用脚底板走出来的，是用热血写出来的。”退休后，黄跃进和几位珠江纵队战士后代聚在一起，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走访健在的老战士。

他们去过五桂山上的游击战遗址，摸过当年藏密信的石墙；拜访过90多岁的老交通员，听老人用颤巍巍的声音复述“夜送鸡毛信”的细节。2019年10月，在多方合力下，《五桂山儿女英雄传》一书正式出版。“我们这代人记着，下一代人也要记着。那些流血牺牲的日子，那些藏在牙膏里、缝在衣角的信念，是我们民族最珍贵的‘传家宝’。”黄跃进说。

从香港学运先锋到南粤地下党脊梁

在抗战的隐秘战线上，还有钟明。

“他总说，青年人的血性要用在正道上。”钟明之子钟建民向记者讲述。

1919年，钟明出生在广东惠阳一个开明家庭。父母讲述的岳飞精忠报国故事，历史老师所讲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都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12岁那年，钟明被送往香港叔父家读书。在香港英皇书院求学时，他课外阅读大量鲁迅的小说杂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深刻领悟到要救中国，必须动员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惊雷震动全国。钟明与志同道合者秘密成立“晨钟社”，成员从油麻地纱厂的童工到英皇学院的进步学生，逐渐发展成香港青年抗日救亡的核心力量，在校园里传阅鲁迅的《呐喊》、邹韬奋的《大众生活》，甚至冒险组织学生讨论《共产党宣言》。

“学赈会就是我们的前线。”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9月，香港大学组织发起香港学生赈济会，钟明介绍团结在身边的学生加入，成为群众公认的创始人之一和核心组织者。

“我们愿做先锋！”短短一个月，他串联24所中学，发起全港学生募捐。在中共香港党组织的影响和支持下，学生会成为香港青年爱国主义大觉醒的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开展了一系列如揭露日本侵略暴行、宣传前线将士英勇事迹、传播团结抗战方针、介绍共产党统一战线主张等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父亲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揣着笔记本走街串巷。”钟建民告诉记者，据母亲回忆，父亲曾扮成报童混进码头，把《救国时报》塞进水手衣兜；也曾在茶楼“偶遇”日本商人，用粤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激怒对方，借机偷走对方皮包里的军事情报。

在中共香港工委领导下，钟明主导的学赈会发展出“工协”“教协”等五个秘密组织，成员超2000人。他们缝制棉袄藏匿药品，用粤剧唱词传递情报，甚至把抗日传单印在月饼包装纸上。“父亲说，要让全香港都知道：中国不会亡！”

“在复杂危险的环境中，父亲以大华保险公司总经理身份为掩护，在广州维新横巷6号建立秘密机关。为传递重要情报，父亲曾扮成卖报小贩，在沙面租界与苏联领事馆密谈；为保护广州的供电系统，他通过‘工协’成员打入广州发电厂，破坏了国民党炸毁电厂的计划。”钟建民回忆，父亲深知情报的重要性，常说“情报比生命重要”，在隐秘战线上为革命事业立下赫赫功勋。

“他始终挺直脊梁。”新中国成立后，钟明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父亲为人正派，反对干部队伍‘埋堆’‘站队’的风气，父亲引用诸葛亮的话告诫我们要‘不卑不亢，不骄不谄’，靠自己的德才取得组织和群众信任。”钟建民说道。

在生活中，钟明坚持“老有所学”，与时俱进，所以在关协和关工委开会时，他仍然见解新颖，使人得益不浅。在离休前夕，画家关山月赠送一幅“梅花画”给他，寓意他为党的事业不惧挫折、不计名位，有梅花“傲霜雪”“不争春”的高尚品格。

红头绳系着几代人的抗战记忆

“要替大舅、二舅守好这份念想。”母亲杨日增的话，让那根红头绳的故事，如同一束火焰，照亮了家族与抗战紧密交织的命运，珠江纵队战士后人刘超红告诉记者。

1937年夏，18岁的杨日韶怀揣中山大学化学准考证，却被日军轰炸机的轰鸣打破了求学梦。他本该握试管的手，毅然握紧了钢枪。“考不了试了。”他捏着被战火灼皱的准考证，回到家乡翠亨村。

对外，他称去当教师，实则夜里翻山越岭给游击队送情报，教案里夹着密信，粉笔盒里藏着子弹。

1942年5月，五桂山抗日游击大队组织突袭浮墟战斗，杨日韶担任正面进攻任务。战斗接近尾声时，他为掩护战友安全撤出负重伤，仍抱着机枪射击，倒下时怀里还紧抱着为伤员准备的药品包，最终在转送治疗途中牺牲。

噩耗传来，外婆谭杏瘫坐在门槛上，沉默许久后，从里屋摸出个布包，里面是一根红头绳。“日增，你本该扎白头绳的。可你哥是为革命走的，这红绳要戴在头上，记着他的血不能白流。”杨日韶的牺牲，如利刃刺痛着杨家每个人的心。

然而，杨家小儿子杨日暲做出了勇敢的决定。他连夜翻出哥哥的旧军装，用剪刀把裤脚改短，“哥哥能上战场，我也能！”入队后，他成为神枪手，多次抗击日军，被评为义勇大队的战斗模范。但在1944年夜袭张溪伪军的战斗中，他被反弹的弹片炸至重伤，抢救无效牺牲，年仅25岁，弥留之际仍高呼：“打倒日寇！”

杨家的老人们，也以质朴的方式为信仰贡献力量。外婆谭杏从南洋归来，本可享清福，得知珠江纵队断粮，她翻出陪嫁首饰箱，把翡翠镯子、珍珠发簪塞给地下党换米。她还将存了三年的谷子磨成米，趁夜色送到游击队驻地。小姨妈杨日芳从小爱读书，外公在院子里拿报纸教她识字，后来她参加游击队当交通员，藏密信的本事就是在那时练出来的。

如今，刘超红时常前往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烈士陵园和杨日韶杨日暲旧居参观学习。她骄傲地说：“我儿子在大学入了党，还想去乡村振兴一线。”红色基因，在家族中代代传承。

80多年前，杨日韶、杨日暲守护的这片土地，如今书声琅琅，仿佛还能看见两个年轻人的身影：一个抱着课本走向教室，一个攥着步枪冲向战场。离开祠堂时，风又起了，那根红头绳的故事，仍在岁月里飘扬。

从东莞厚街到海丰刑场，他们用生命写下家国大义

在抗战的历史长卷中，还有无数普通儿女，以最纯粹的信仰，在危难时刻绽放出人性的光辉。在东莞图书馆内，王侬、卢克敏的侄子王晓强向记者讲述了这对伉俪以生命诠释“家国一体”的革命信仰。

“压平路上的崎岖，斩碎前面的艰难。”一封泛黄的信笺静静躺着，这是20世纪40年代，卢克敏烈士之弟卢江从抗战前线寄回马来西亚家中的信。寥寥数语，却让抗战精神穿越80年时空，依然滚烫。

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的华侨青年中流行着一句话：“回国去，打鬼子！”当时14岁的卢克敏随母亲从马来西亚回到东莞厚街。这个本该在校园读书的少年，因为一本《共产党宣言》，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种。

王晓强告诉记者，姑妈王侬的故事更显传奇。16岁那年，她在广州参加“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剪短头发、背着药箱深入农村。“她总说：‘救国不分男女，子弹能打鬼子，药箱也能救同胞！’”

白天贴传单、演话剧宣传抗日，晚上躲在祠堂里刻印进步刊物，两人因共同参与抗日服务队走到一起。1943年，东江纵队成立，王侬与卢克敏在战火中结为夫妻。在队中，卢克敏是政治骨干，负责部队思想动员；王侬则是“红色管家”，负责管理伤员、筹措粮食，她甚至学会了用草药为战士疗伤。

“那时候条件苦啊！”王晓强指着一张老照片，“部队经常断粮，我姑妈把家里最后一袋米送上前线，自己和孩子吃野菜。”

1945年10月，他们接到派往海丰县的调令。此时王侬将出生才28天的女儿送回祖母那里，随后便奔赴海丰县，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1946年3月，由于遭到叛徒的出卖，他们被捕。汕尾海城刑场上，卢克敏被铁丝穿透双掌，拖行在碎石路上。王侬则踏着血泊唱起《国际歌》，敌人用枪托砸碎她的膝盖，她仍挺直脊梁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牺牲时，卢克敏年仅29岁，王侬年仅26岁，他们的儿子才一岁多，女儿才几个月大。“我姑妈和姑父的故事，让我明白，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战胜了恐惧。”王晓强说。

网编：李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