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性

中国人之所以比较容易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因为这种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已有某种根基，它获得科学化的形态以后重新回到中国，中国人不只是“似曾相识”，而是“相会于心”，甚至耳熟能详，能够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

◎程京武（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本文责编／刘艳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一重要论断。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不仅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什么能在各种思潮的激荡竞争中被中国人民所选择，而且拓展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格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从价值取向看两者的契合性

价值取向是一种文化体系的终极关怀、人生态度以及伦理基础。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生存环境中，形成各具风格特色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哺育、积淀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其中文化的“价值取向”，始终影响着本民族的经济、政治、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其未来命运起着重大的导向性作用。

从价值取向上看，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关注人的现实世界。科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说到底是维护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立场。

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视人为宇宙的中心，人的存在具有他物不可比拟和取代的特殊地位与卓越价值，继而从人的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的角度来肯定人和推崇人。中国传统文化以世俗生活中的“仁”为中心，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以讲仁爱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从《论语》到《孟子》《大学》《中庸》所显示的基本精神是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修身逻辑。正因为中国文化的现实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从孔子的“仁政、爱人”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秦汉的“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到唐朝的舟水之论；从明清的“民主君客”范式，再到近现代的“三民主义”，都在强调“重民”“亲民”“惠民”的“民为邦本”思想，可谓一脉相传、源远流长。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关系。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追求与科学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价值立场在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社会主义在中国“开花”的政治土壤和政治基础。

从价值哲学看两者的契合性

价值哲学是由知识系统和思维方式构成的。知识系统与思维方式是在一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是人们认知、把握、评价客观事物的程序和方法，它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强调世界的本体是客观物质世界，强调物质世界、社会实践对于人的思想和认识的决定性。

科学社会主义以实践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也注重践行，并以超越自我、推进社会进步为己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认识的产生、发展、检验和归宿，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实践，这一方法论最核心的就是唯物辩证法。

中国也一直有着“经世致用”、重视践行的文化传统，是唯物论、辩证法思想的发祥地。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就用“阴阳”“五行”来说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多样性，及其永恒运动和发展。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学者自己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与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人之所以比较容易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因为这种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已有某种根基，它获得科学化的形态以后重新回到中国，中国人不只是“似曾相识”，而是“相会于心”，甚至耳熟能详，能够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因此可以说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和认同感，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这个富有实事求是和辩证思维传统的国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从价值宗旨看两者的契合性

价值宗旨更多地涉及这种意识形态对理想社会组织方式，如社会结构、社会理想及其实现社会目标的途径等的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及资本主义运行特殊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类理想社会指明了共产主义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里，也有一种大同思想。《礼记·礼运》就谈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毫无疑问，以儒家为代表的“大同”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民族对社会伦理的道德价值取向，融入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骨血之中。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奋斗中，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都从不同途径进行了积极探索。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构思出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源远流长，唯一遗憾的是不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理想追求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当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深受传统大同思想熏陶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始，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融会贯通，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作了铺垫。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去挖掘、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如何在新时代更好地“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就是“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同时，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理解，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中国本土文化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将使我们党的理论更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上，转化成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追求。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性研究——21JZD016的研究成果）

网编：李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