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分钱里的实干故事

◎《南方》杂志记者／石静莹   发自深圳

◎本文责编／蒋玉

1979年7月，深圳蛇口，“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的隆隆炮声震撼南粤大地。然而，建设大幕拉开不久，一场围绕4分钱的争议便从蛇口一路传到了中南海。

这是一次打破“大锅饭”分配制度的改革探索，也是一份以实干出政绩的生动答卷。历史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后人：政绩从来不是喊出来、秀出来的，而是实打实干出来、拼出来的。

4分钱：用实干打破“大锅饭”

蛇口的系列改革，是从1979年首个工程项目蛇口港工程招投标和对蛇口港工地运泥车司机实行定额超产奖励——“4分钱奖金”开始的。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大批运送建设物资的船只需要在蛇口靠岸，为此急需新建一个600米长的顺岸码头。

起初，顺岸码头工程建设进行得并不顺利，每名工人每天劳动8小时，运泥数量只有二三十车。如果不想办法提高劳动效率，蛇口工业区建设效率及招商引资进度将受到影响。

为加快工程进度，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主持制定了运泥车“每超一车奖励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制。这一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奖励办法很快提高了工人们的积极性。

然而1980年4月，这一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袁庚没有选择回避和沉默，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反映了这一问题，陈述了改革分配体制、实行奖励机制的必要性。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和支持。随后，蛇口工地上的定额超产奖又恢复了，工程进度又一次提速，这一段码头竣工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多月，多创产值达130万元。

几乎在同一时期，广东清远也在进行着一场类似的改革探索。

1978年7月，清远氮肥厂率先打破“大锅饭”，拿出5万元设立综合奖，与产量挂钩，干得多的工人，除工资外每月能多拿一二十元奖金。到1979年，氮肥厂便扭亏为盈，年产量从不足3000吨增长到1.5万吨，职工面貌焕然一新，“真真叫‘干部带头干，工人跟着干，重活抢着干’。”当时主管生产技术的干部回忆。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做法同样招来了各种风言风语。关键时刻，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入清远实地调研，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带队深入清远工业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最终肯定了这一做法，下发文件将“清远经验”推广至全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

领导干部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要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善作善成，坚决杜绝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的做法。当年蛇口码头上那一车车多运的泥土、一项项多创的产值，就是用实干写成的政绩注脚。

实干写就的历史答卷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就会发现，袁庚和蛇口身上的实干基因，在南粤大地上早已有迹可循——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开放，广东百年党史正是由实干写就的历史。

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华南占领广州，东江下游沦陷。中山大学毕业生、归侨学生曾生回到家乡拉起抗日队伍。游击总队成立时，一无武器二无军饷，队员仅有几十人。他翻出祠堂里仅存的五支土枪充作武器；部队没有粮食军饷，他回到家中恳求母亲变卖家产筹集粮草。

就是这样一支靠实干凝聚起来的队伍，后来发展壮大为威震南粤的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共进行大小战斗1400余次，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作为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和坚持华南抗战的人民抗日游击队主力部队之一，东江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万多兵力的抗日劲旅，被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

历史行进到改革开放新篇章，实干更成为推动广东“先行一步”的不竭动力。

1978年，赴任广东不久，习仲勋收到市民来信，里面装着无法兑换的五毛钱的鱼票。他了解后发现，省委交通科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常常出现有鱼票却买不到鱼的情况。有些老人凌晨三四点就去排队，还有人用砖头、凳子等占位。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朱森林后来回忆，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习仲勋。

靠海却无鱼可卖，这是习仲勋主政初期面临的现实之一。为了搞市场调查，习仲勋曾早上5点多去排队。他意识到，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导致了市场商品奇缺，决定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以价格改革和搞活流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不久后，广东逐步缩小了统购统销范围，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浮动价。

两年后，主政广东的任仲夷，继续坚持这种实干的品格。

1980年11月，任仲夷赴任广东后向全省干部提出要求：“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然还是空的。”

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经济特区、关于改革的种种非议，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这种敢于担当的勇气，恰恰彰显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正确政绩观。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毁家纾难、卖田养兵，还是改革年代的一马当先、敢闯敢试，背后贯穿着同一条精神脉络：担当作为，始终是共产党人的鲜明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要正视困难矛盾、风险隐患，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这些要求不是凭空而来的口号，而是从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实践淬炼中提炼出来的坚定信条。

为改革者护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前所未有，成效也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少数地方和领域在问责泛化中，一度让干净干事者背负了不必要的“避责”包袱。推进改革，特别是触及深层次利益调整和体制机制弊端的“硬骨头”，应当允许一定的试错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强化责任约束的同时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探索就有可能失误，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洗碗越多摔碗的几率就会越大。”

破除“洗碗效应”，必须坚持“三个区分开来”，精准容错纠错，打消党员干部的后顾之忧，更好激励担当作为。

3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文章指出，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

这并非对问责制度的弱化，而是对精准问责的深化，是在廓清责任、辨明是非的基础上，实现精准问责与合理容错的有机统一。

从4分钱的故事中，我们能读懂更深一层的道理：衡量实干的标准，不在一时的得失和一己的升迁，而在于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40多年来，正是一批批低调务实、敢于试错的先行者，一次次为后人蹚出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