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技术变革与文化繁荣的辩证关系

面对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浪潮互联网社会，守正创新、治用并举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要辩证处理信息化浪潮互联网社会条件下“守正”与“创新”、“治”与“用”的关系，实现信息化浪潮互联网社会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协调发展

◎殷立飞（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本文责编／郭芳

视觉中国∕供图

近日，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面对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浪潮互联网社会，守正创新、治用并举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当前，以元宇宙、数字创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和互联网社会，正在进一步形成生产要素数据化、生产工具智能化、生产关系数字化等新特征。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的同时，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要辩证处理信息化浪潮互联网社会条件下“守正”与“创新”、“治”与“用”的关系，直面新技术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利用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促进文化繁荣，实现信息化浪潮互联网社会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协调发展。

信息化浪潮互联网社会的文化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变革，不仅对生产关系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还影响着具有上层建筑的文化模式。“意义”作为一种生产文化属性，是人与动物在生产活动中最显著的差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类活动的双重尺度表达了清晰的观点：“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这种“产品”不仅体现在人的价值追求，更体现出人的文化规定性。正因如此，信息化浪潮互联网社会在不断形成更高水平生产力的同时，也影响现有文化关系的运行，甚至形成新的挑战。

文化主体性受到挑战。技术不仅服务于人类，同时也能“统治”人类，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高的水平并产生异化后，人类的文化主体性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生弱化，有可能形成“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的局面。例如，在“唯流量论”的驱使之下，一些数字应用极度追求刺激性的文化快餐，不断突破价值底线，不久前上架又被下架的“咪蒙”短视频便是典型。虽然，在理性上，人们都知道快餐文化是没有营养的，然而，人性却会依赖这类快餐文化形式的刺激，从而放弃人类所具有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价值性受到挑战。文化价值性减弱的特征是工具理性增强。工具理性注重手段、过程，不太注重价值取向的是非曲直，通常把手段、过程作为努力追求的目标，这种理性在数字化时代更为明显。当人们把目的、手段和附带的后果作为行为取向的依据后，人的情感、精神等价值理性也相应会被新技术的功利性消解。例如，一些快递小哥之所以屡闯红灯、超速行驶，其行为动机背后则是新技术条件下平台经济所形成的算法文化：在精细化的技术监督手段下，为了不因迟送外卖而被扣罚，有的快递小哥以闯红灯、超速行驶等行为来回应算法技术的鞭策，从而形成工具理性。在技术理性中，文化关怀的人文价值容易被算法消解。

文化多样性受到挑战。先进生产力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效率，同时也带来了精细化的特点。这种特征在文化上容易固化人们的品性与偏好，造成文化上的区隔与分层，并形成同质化。近年来，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茧房”现象，就是海量运算所带来的结果，造成了人们在接受文化信息上的封闭性。在先进技术的运算下，网络会不断推送用户本来就感兴趣或者熟知的信息，而忽略掉其他多元的信息，让用户包裹在一层厚厚的“信息茧房”里。在这样的算法文化驱使下，人们的认识鸿沟不仅会拉大，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会随之弱化，产生文化认知上的偏差和误导，从而影响共识的形成。

文化公平性受到挑战。市场经济环境下，先进技术所形成的生产力具有高投入、高价值的特点。先进技术所具有的信息化、智能化又容易形成集约化的导向。这些技术逻辑正好和资本趋利逻辑高度一致。技术强大背后的资本逻辑，容易使文化走向精英化。人们看似能够便捷地使用物联网、互联网、现代通信、人工智能等带来的便利，但先进技术也会带来信息泄露、规则霸权、算法歧视等问题。例如，有些营销机构通过商场人脸识别进行技术分析，根据顾客类型、性别、年龄段、客流情况、到店时间等指标运算后，给出商场电影、娱乐等文化产品的投放方案，虽然精准对标用户，但无形中剔除一部分用户，造成文化产品分配上的不公平。

推动技术变革与文化繁荣协调发展

对文化繁荣而言，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看，技术变革和文化繁荣之间的关系显示为“古今中外”的互动，技术在快速和深层变革中，一方面促使新兴文化形态不断萌芽与崛起，另一方面使得传统文化形态得以继承与更新。因此，面对信息化浪潮互联网社会，要辩证看待技术变革与文化繁荣的关系，守正创新，治用并举，推动技术变革与文化繁荣协调发展。

守正为道，以治促用，为信息化浪潮互联网社会提供文化支撑。罗素曾评价科学技术的特性：“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然而，科学技术如果不加以驾驭，便有异化的风险，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北欧等国家为规避这种倾向，采取以社会市场模式来调节资本逐利所产生的负面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精华所在、精神所在、气魄所在，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我们应当用文化为生产力进步提供思想和精神动力，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正确的方向。我们要大力弘扬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我国早期神话中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无一不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我们要进一步崇尚奋斗激情、弘扬奋斗热情，适应信息化浪潮和互联网社会，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勇立潮头，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科技创新的新境界。我们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要坚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秉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精神，结合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推进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我们要大力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坚持“专一坚守”“敬业诚信”“传承创造”，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抵制和克服心浮气躁的短视心态，助力科技创新与职业道德建设全面进步。我们要大力弘扬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个人修业与科技报国的座右铭，让科技创新成为主要的爱国方式，使科技创新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我国国际地位。

创新为法，以用促治，为文化繁荣赋能信息化和互联网新优势。世界因互联网而更加多姿多彩，生活因互联网而更加丰富，技术力量的提升为文化繁荣提供物质基础，文化繁荣也离不开新技术条件的支撑。促进文化繁荣虽不能用“技术决定论”一概而论，但重大技术的支撑作用不容小觑，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重大技术进步中的显著作用，利用技术和资金为文化繁荣提供产业优势。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曾提出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其中最高的阶段是财富驱动阶段，人们在这一阶段更加追求个性的全面发展，比如文学艺术、体育保健、休闲旅游和生活享受，这就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据统计，2022年，全国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50106亿元，比上年增长6.7%，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成为文化新业态快速发展新动力。在发展文化新业态时必须要重视新技术和互联网的优势，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指出：“信息化经济的独特之处是由于它转变为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式，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因此，要坚持文化与科技的两轮驱动，在不断形成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电影、电视、出版数字化的同时，还要适应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超大规模算力优势，释放文化产业新活力。

[本文系2021年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招标课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CSY-2021-YA-06）]

网编：卢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