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而生 聚力南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广东实践与发展

立足中国与南方世界互动的丰富实践，广东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南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研究领域与理论议题，逐步形成了东南亚研究、海洋研究、华侨华人研究等优势领域

◎华南理工大学

◎本文责编／李育蒙   蒋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这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学科，国际关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仅关乎学术创新，更关乎中国如何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影响世界。在这一进程中，广东因其独特的地理方位、历史积淀和实践探索，肩负着重要的时代使命。

从地理上看，广东地处中国大陆南端，面向南海，毗邻港澳，连接东南亚；从历史看，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从实践看，广东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门户。长期以来，广东始终处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第一线，既见证了中国从“走向世界”到“影响世界”的历史进程，也积累了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和对外开放实践。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条件，广东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发展路径。如果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曾长期受到欧美理论范式和大国政治研究的深刻影响，那么广东则更多从开放发展、海洋治理、区域合作、华侨华人网络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寻找问题意识和理论资源。可以说，广东的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不断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知识框架、走向自主创新的重要缩影。而“向海而生，聚力南方”，正是理解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广东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

向海而生：孕育国际关系研究新格局的开放前沿

广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触全球贸易网络的省份，比国内许多地区更早直面国际资本、跨国企业、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也更早应对跨境人口流动、区域合作和国际规则对接等现实问题。这种特殊的环境，决定了广东在国际关系学研究方面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史、战略研究和国际安全分析，而是较早将国际经贸、产业政策、区域合作和跨境治理等议题纳入学科视野。

经过数十年发展，广东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体系。研究领域涵盖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国别研究、全球治理、海洋战略、国际传播及涉外法治等多个方向，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高校为依托，逐步形成了东南亚研究、海洋研究、华侨华人研究等具有“南方”特色的优势领域。

与国内一些地区更多关注欧美和传统大国政治不同，广东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海洋导向和南方导向。广东面向南海，连接东南亚，拥有全国最广泛的华侨华人联系网络之一。这使得广东学界能够长期从海洋视角、区域合作视角和跨国社会网络视角等观察国际关系演变，逐步形成一种兼具开放意识和全球视野的学术传统。暨南大学作为“华侨最高学府”，始终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保持传统优势和学科引领地位；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现国际关系学院）首任院长滨下武志教授，以东亚经济史为研究专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长期深耕东南亚与全球关系研究。这些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广东长期作为中国南方门户的历史角色密不可分，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独特的经验基础。

认知南方：形成面向海洋与全球南方的研究领域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对现实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概念。立足中国与南方世界互动的丰富实践，广东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南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研究领域与理论议题。

一是华侨华人与跨国社会网络研究，成为广东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具辨识度的知识领域之一。广东是中国著名侨乡，也是全球华侨华人最集中的来源地之一。长期以来，广东学界围绕华侨华人、国际移民、跨国社会网络以及民间外交开展持续研究，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以主权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局限，将跨国社会力量纳入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通过华侨华人网络促进国际合作、推动民心相通、讲好中国故事，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研究议题。一系列关于“侨务公共外交”“世界华商网络”等方面的学理研究，丰富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话语体系。

二是南海问题与海洋治理研究，成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增长点。广东是我国海洋大省，也是经略南海的重要前沿。长期以来，广东学界围绕海洋法、海洋权益及地区安全等议题开展系统研究，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服务海洋强国战略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撑。近年来，相关研究进一步从主权和安全问题延伸至海洋治理领域，深化了“海洋命运共同体”“蓝色伙伴关系”等理论概念的政策内涵，推动南海研究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发展为融合政治、安全、经济和生态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知识体系。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跨境治理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实践场景。作为世界上少有的“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并存的区域，大湾区建设涉及规则衔接、制度协调、要素流动和社会融合等复杂问题。这不仅是区域发展问题，也深度关联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研究。广东学界围绕制度型开放、跨境治理和区域合作形成了一批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经验上升为具有国际意义的治理知识。特别是在全球化面临调整、国际经贸规则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大湾区实践为探索开放条件下不同制度体系之间的合作共生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广东正在成为中国全球南方研究的重要前沿。近年来，全球南方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大议题，它不仅反映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也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更加公平合理国际秩序的共同诉求。作为中国与东南亚、非洲联系最紧密的省份，广东在全球南方研究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非洲区域国别研究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研究积累，为广东进一步拓展全球南方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广东学界围绕现代化道路、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探索，“单边开放”“包容式增长”“开源现代化”等理念的提出，体现出中国学界正努力从全球南方的共同经验出发，构建不同于传统西方发展理论的新知识框架，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和发展叙事。

对话南方：打造中国国际关系知识创新的重要门户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不仅是中国时隔12年再次主办APEC，也是广东首次承办这一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经济合作机制领导人会议。

从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角度看，广东举办APEC峰会，标志着广东正在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逐步成长为中国参与亚太区域治理和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战略平台。借助APEC平台，广东不仅能够进一步深化与东南亚国家在贸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转型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领域的交流，也有机会推动中国关于共同发展、包容性增长和开放合作等理念进入亚太区域治理议程。

随着APEC“广东年”的到来，广东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成果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国际传播平台，推动广东成长为全球南方国家观察中国、理解中国、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从知识生产到国际传播，从学术研究到公共外交，从区域合作到全球治理，广东国际关系学界正在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打开新航道、拓展新空间。

中国国际关系的知识生产正从陆地走向海洋，从西方走向南方，从知识引进走向知识引领。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不断深化、海洋强国战略深入实施，广东必将成长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朝南转向”的重要策源地，为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更加鲜明的“南方智慧”。

（撰稿／李品保）

网编：李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