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本土 融通中外——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广东实践与发展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岭南文化的中心，广东凭借其独特的历史底蕴、丰富多元的宗教生态以及敢为人先的学术品格，在推进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中山大学

◎本文责编／李育蒙   蒋玉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核心命题。宗教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对于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重大时代命题，深切呼唤宗教学研究提供坚实有力的学理支撑与智力支持。如何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宗教文化根脉中汲取智慧，提炼出具有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建构起既能解释中国经验又能参与世界对话的理论范式，是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岭南文化的中心，广东凭借其独特的历史底蕴、丰富多元的宗教生态以及敢为人先的学术品格，在推进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广东地处岭南，既是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之地，又是中西宗教文化交汇的前沿窗口，更拥有极为丰富的民间信仰传统。深厚的文化积淀与蓬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为中国宗教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生动的素材和课题，也为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广东实践提供了广阔场域。

广东宗教学学科建设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广东地处“两个前沿”，既是地理上的“南大门”，也是思想解放的试验田。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宗教汇通，到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的宗教维新思想，再到当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宗教文化交流，广东始终是中国宗教与海外对话的重要枢纽和前沿阵地。

长期以来，广东的宗教学研究注重从岭南文化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强调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理论的有机结合。在研究过程中应清醒地认识到，真正具有解释力的宗教学理论不能仅仅从西方宗教学概念出发做简单的“中国应用”，而必须从中国本土的宗教经验出发，经过系统化的理论提炼，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和解释框架。这种从“地方”到“一般”的知识生产路径，为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示范。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和思想沉淀，广东宗教学研究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方向和发展路径，持续将鲜活的中国宗教经验转化为可对话、可积累、可验证的学术话语。

广东实践：深耕两个学术方向

岭南本土信仰经验的深入发掘。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区域，本土信仰资源极为丰富。从粤西的冼夫人信仰到珠江三角洲的康公信仰，从潮汕的三山国王崇拜到粤北的曹主信仰，这些形态各异、源流纷繁的民间信仰，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结构、文化传承和“国家—地方”互动的重要窗口。

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广东宗教学研究长期以来在历史人类学、民间信仰和禅宗史研究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学术探索。如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面，将田野调查视为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广泛收集族谱、碑刻、契约文书、仪式科仪本等民间文献资料，将这些长期被正统史学忽视的珍贵资料纳入学术视野，并系统化地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资源，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南研究”范式。在民间信仰研究方面，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工作，对冼夫人信仰、康公信仰等重要个案进行了深入阐释，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中国民间信仰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理解。在禅宗与岭南佛教研究方面，从区域史角度深入探讨了佛教中国化的岭南实践，阐明了岭南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宗教的本地化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为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扎实的区域经验支撑。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岭南本土文化的理解，更在方法论层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为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了独特的“广东经验”。

中外宗教交流史与文明互鉴的持续研究。广东在中外宗教交流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自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广东就是西方宗教文化传入中国门户。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标志着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活动的开始。此后，新教传教士以广州为中心，逐步扩展在华传教活动。可以说，新教来华传教的开端阶段，基本就是以“广州—澳门—香港”这一区域为轴心展开的，这也使得广东成为中外宗教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

广东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探索，体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维度：一是“西学东渐”方向，系统梳理西方宗教思想、科学技术、哲学文化经广东传入中国的历史脉络；二是“中学西传”方向，深入考察中国哲学、宗教等文化经典经传教士翻译和传播进入欧洲的过程。

在史料发掘层面，广东学界通过系统的文献整理，为中外宗教交流史研究建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在理论阐释层面，广东学界将基督教传播史置于近代中外关系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突破传统教会史的单一视野，形成了兼具宗教史、思想史、社会史交叉性的研究范式，同时将“中学西传”纳入文明互鉴的整体叙事之中。

广东经验：建构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文明自觉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宗教文化传统与实践智慧，这是我们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学术资源。

广东在推进宗教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发展路径和学科研究方向：深耕岭南本土信仰经验，通过对“在地化”经验的深度揭示，形成扎根于中国本土学术实践的理论概念；以中外宗教交流史为学术支点，依托广东作为中西文明交汇窗口的历史资源，推动宗教中国化与文明互鉴研究的深度发展。这一实践经验表明，地方性知识的系统化、学理化提炼，是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如何从地方性经验出发，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概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从而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贡献独特的“广东方案”，仍然是广东宗教学研究者需要持续努力追问和实践的核心命题。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建构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绝非简单地与西方学术“脱钩”，更不是关起门来搞研究、故步自封。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在批判性吸收国际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华文明自身的宗教文化实践，提炼出一套真正能够解释中国宗教历史与现实的标识性概念与理论范式，从而积极参与和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互鉴。

面向未来，广东宗教学研究者将继续秉持“扎根本土、融通中外”的学术理念，在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与鲜活的学术创新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只有当我们的宗教学研究能够从中华文明自身的根脉出发，用中国的概念讲清中国的经验，用中国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实践，真正形成自己的问题域、概念群和理论范式时，我们才能够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和路径依赖，为人类对宗教现象的理解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撰稿／张清江）

网编：李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