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楼”里的“为民答卷”

到哪里开展工作？到群众中去。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早期广东共产党人实实在在的行动路径

◎《南方》杂志记者／石静莹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蒋玉

在广州越秀区起义路素波巷的广州市第十中学校园内，一座红墙绿瓦的双层小楼静静矗立，师生们亲切地称它为“小红楼”。

1921年春，陈独秀与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陈独秀任书记。“小红楼”成为小组活动中心，依托《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等进步刊物，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此广泛传播。

百年之后回望小红楼，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部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立体教科书。

广东的革命先辈们，用行动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共产党人的政绩，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旧址。黄剑/摄影

“我们的历史使命”

政绩观的初心之问

走进小红楼的展厅内，一块黑板工整地写着一道入学考试题目：“我们的历史使命。”

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考题。它是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简称“养成所”）当年的入学考试题目。

1920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素波巷筹办养成所。1921年，和煦的春风拂过岭南大地，养成所正式创办，成为广东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基地。

养成所由陈公博任所长，谭植棠任教导主任，谭平山、杨章甫、谭天度等人任教员。它的办学宗旨很明确—“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学员来自广东各地，有学生、有社会青年、有工人，教学内容包括国语常识、社会科学、共产主义知识等。首届便招收专门班、通俗班学员各80名。

这道考题，问的不是功名，是志向；回答的不是文章，是人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百年前小红楼里的那道考题，恰恰是对“政绩为谁而树”这一根本问题的早期叩问—“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

养成所开办后，在广东革命史和广东党团组织早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它是广东第一个正式党组织—中共广东支部的诞生地；是广东党团组织早期重要的活动据点；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重要干部。

自1922年3月7日起，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出版通信处设在养成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广州召开后，养成所便成为团一大筹备处。

至1922年6月，中共广东支部已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地方党组织。随着规模扩大，1922年后党组织活动逐步转移至越华路杨家祠，但小红楼仍作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活动场所。

1923年4月，党中央机关迁驻广州春园，筹备召开党的三大。养成所作为广东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在配合中央局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养成所对广东党团组织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不仅留下了许多革命先辈的足迹，也见证了党史团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

办学宗旨中“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明确回答了“为谁造就干部”这一问题，答案是“为群众”。到哪里开展工作？到群众中去。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早期广东共产党人实实在在的行动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百年前小红楼里的那道考题，正是这一正确政绩观的最初回响。

从书斋到田野

政绩观的实践之基

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停留在黑板上的考题里，必须走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

1920年，谭平山与谭植棠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广州。他们没有选择追求个人功名利禄，而是立刻投入到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事业中。同年10月，他们与陈公博等人创办《广东群报》，总负责人是谭平山，经理和发行是谭植棠。《广东群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号召工农劳苦群众起来争取解放。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广东群报》被明确规定为党组织机关报，与从上海迁来广州出版的《新青年》一起，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谭植棠出生于广东高明明城镇濠基坊（村），富裕家庭，家里开米铺。但他没有选择守着家产过安逸日子。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轰炸明城，许多群众粮食极为匮乏。谭植棠设法把祖辈存储的一万多公斤粮食发放给群众和抗日自卫队。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财产留给子孙，他回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1952年他逝世后，留给子女的遗产只有五件：一本自己装订的《毛泽东著作》、自传一份、私章一枚、旧绒衣一件和须刨一个。

从富裕家庭子弟到为人民事业倾尽所有的共产党员，谭植棠用一生回答了那道考题。

阮啸仙是另一个典型。1921年春，他参加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择了走进农村、发动农民。1924年，阮啸仙和彭湃等人在广州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阮啸仙任该所第一至第六届教员及第三届主任。毛泽东曾向中央苏区的同志介绍他：“你们别看他长得斯斯文文，像个白面书生，他与彭湃一样，都是广东闻名的‘农头’。我在广州农讲所时，就听到很多人唱‘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叫’，他是真能为我们穷苦百姓说话办事的。”

中共广东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到1922年6月，共有党员32人，其中一半是工人。党组织深入基层，发动工人参加工会组织。刘尔崧是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1922年冬，他受党组织派遣到顺德开展工人运动，深入工厂，与工人交朋友，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疾苦，很快成为工人们的知心人。此后，他组织领导了多次罢工并取得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百年前，谭植棠、阮啸仙、刘尔崧们的选择正是如此—他们没有坐在书斋里空谈理论，而是走进群众、扎根基层，在实干中创造政绩。

功成不必在我

政绩观的价值之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小红楼里走出的那一代人，很多人没有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们不在乎“功成”是否在“我”。

养成所第一届学员中走出了黄学增（广东农民运动领导人）、刘琴西（东江地区党组织领导人）等广东革命骨干。他们毕业后深入基层、发动群众，许多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5年，阮啸仙在江西赣南战斗中牺牲，年仅38岁。1927年，刘尔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广州白鹅潭，年仅28岁。他们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他们为这个国家播下的火种，早已燎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

百年前小红楼里的先辈们，没有人计算过“投入产出比”，没有人盘算过“这笔账划不划算”。他们只做了一件事——把人民放在心上，把使命扛在肩上。

政绩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是衡量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宗旨意识的重要标尺。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非新时代的全新命题，而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从建党早期“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的办学宗旨，到新时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鲜明论断，从“为谁干”到“干什么”再到“怎么干”，层层递进又彼此贯通，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的历史谱系与时代升华。

2026年，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当我们再次走进小红楼，凝视黑板上那道百年前的考题，它依然在发问—“我们的历史使命”，今天的我们，答好了吗？

网编：李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