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工人大学里的“显绩”与“潜绩”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南方日报／供图

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工人，何以成为一所大学的创办者？一座夜校式的工人大学，何以被冠以“最高学府”之名？

◎《南方》杂志记者／石静莹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蒋玉

1926年6月，广州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下称“全总”）礼堂内灯火通明。400多名工会干部端坐其中，他们面前摆着的不是生产工具，而是一张张考卷。考试分笔试、口试、读报三种形式。考题改变了传统学校对文化知识的考查，转而聚焦工会实务和革命认知。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考试。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工人大学—劳动学院的入学考试。牵头组织本次入学考试、主持劳动学院筹办各项工作的，是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教育宣传委员会（下称“全总”教育宣传委员会）主任张瑞成；劳动学院院长则由邓中夏兼任。

张瑞成出生在广东江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只读过几年私塾，便到广州一间织布工场当学徒。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广州传播，张瑞成深受影响，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1926年4月，张瑞成被任命为“全总”教育宣传委员会主任。在他的组织下，教育宣传委员会在短时间内筹办了1间劳动学院、1间劳动妇女学校、5间工人宣传学校和10间罢工工人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对培养工运骨干和劳动后备军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劳动学院，被刘少奇、邓中夏称为 “工人阶级的最高学府”。

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工人，何以成为一所大学的创办者？一座夜校式的工人大学，何以被冠以“最高学府”之名？回望这段历史，它回答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更是一份我们党关于“政绩为谁而树”的早期答卷。

为谁培养人

——“工人阶级的最高学府”

劳动学院的办学宗旨十分明确—“研究工人运动，养成工会人才”。它不是为少数精英办的教育，而是面向最广大的工人群众。

据《工人之路》记载，1926年6月20日至22日，劳动学院在广州越秀南路89号“全总”礼堂举行入学考试。“全总”教育宣传委员会主任张瑞成、教务主任唐锄强等担任考试老师。学院录取正取生193人、备取生28人，有180多人当旁听生。第一期学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都担任着省港各工会的领导职务。第二期又录取学员271人。

为了筹办好这样一间学校，张瑞成亲自参与研究招生简章，审查学员条件，制定教学计划，聘请校长、教务长和教员等工作。中共广东区委和“全总”的决定，由著名工运领袖邓中夏担任院长，李耀先为教务长，刘少奇、萧楚女、熊锐、谭植棠、黄平、冯菊坡、龙业鼎等著名人物担任教员，此外，还请瞿秋白、李森等到学校作演讲。

刘少奇在讲课时指出：“工会的作用是团结工人群众，图谋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向压迫阶级奋斗夺取政权的机关，同时又是训练工人群众革命的学校。”张瑞成在第一届开学典礼上作了报告，着重指出学生的三项责任：担任民族先锋队的作战计划，领导工人群众完成民族革命的工作，担任工人阶级自身解放使命的任务。

“为谁培养人”—答案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让他们成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劳动学院的创办，正是“为民造福”在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它不是“建一所学校”交差，而是实实在在地回应了工人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根本诉求。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工人，为什么要投入全部精力创办工人大学？因为他深知：改变一个工人的命运，不如培养一百个能改变工人命运的人。

怎样培养人

——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

劳动学院是一所“夜间大学”—学员们白天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晚上到学院上课。学院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学生会为日常行政机构。学生会下设教务、组织、宣传、俱乐部、卫生等科，制定了“课堂自治规则”，成立了“功课讨论会”，建立了俱乐部、图书馆、白话剧社、球队，并出版壁报。学生会还设立兵操委员会，每天在东园前广场举行军事操练，训练学员们熟练掌握军事知识技能。

这不是关起门来办教育，而是把课堂开在群众中间、把学问写在斗争一线。

学员们经常走上广州街头宣传革命主张，演出《最后的胜利》等白话剧，以激发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张瑞成在筹办劳动学院的过程中，没有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而是深入工人群众中了解需求—学员大多数来自基层工会，课程设置紧密围绕工人运动的实际需要。

第一期学员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后举行毕业考试，科目包括“中国职工运动、省港罢工概况、工会组织法、广东工会问题”，据《工人之路》报道，“学员们成绩非常优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劳动学院的办学方式正是如此—不搞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而是从工人“白天工作、晚上学习”的真实处境出发，从工人最需要的“工会知识、斗争经验”入手，一事一议、因材施教。

怎样培养人？靠的不是空谈，是实实在在的行动；靠的不是形式，是解决问题。张瑞成深知：工人的教育不能照搬书本，必须扎根实践。他组织专门力量编写教材，特聘党的著名活动家到学院讲课。这种“按规律办事”的方法论，正是正确政绩观在教育领域的早期实践。

培养什么样的人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劳动学院共办两期，培养了近500名工人运动骨干。这些学员毕业后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成为工会组织的核心力量。

在着重抓好劳动学院的同时，张瑞成也很关心其他工人学校。他聘请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副主任陈铁军为劳动妇女学校主任教员。由于学员大部分是女工，张瑞成经常与陈铁军一起商量有关教学工作，解决女工中的突出思想问题等。

在从事工运过程中，张瑞成处处关心工人的利益，与工人同呼吸共命运，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土布工人薪水低、劳动时间长，一般每天劳动在10个小时以上，生活非常困苦。张瑞成代表广州土布工会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面对资本家的压制和暴力，他联合其他行业工会举行示威游行。1927年春，资本家利用吃“无情鸡”（即在农历正月初二，老板请工人吃鸡饭，就意味着被解雇）的恶例解雇了一批工人。张瑞成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名义，率领工人群众到省政府农工厅请愿，迫使政府下令禁止“无情鸡”的做法，维护了工人的权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后人的工作总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铺路石，甘于默默无闻地奉献，‘显绩’就无从谈起。”

张瑞成和劳动学院正是这种精神境界的生动写照。他创办的学校只存在了不到一年，但培养的近500名工运骨干却走向了更广阔的战场。他没有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他播下的种子，早已在千千万万工人心中生根发芽。

培养什么样的人？不是培养“听话的干部”，而是培养能带领群众改变命运的人。不是图一时之功，而是为长远计—把学校建起来、把方法传下去、把种子撒出去。

劳动学院留下的不是一栋建筑，而是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远见—真正的政绩，在千千万万工人群众被改变的命运中。播种的人，不一定能等到收获，但种子长成什么样，历史自有答案。

网编：李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