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外销画：东方风物在西方的文明互鉴

外销画的实践生动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智慧与力量

◎张啸（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责编／张蓓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8至19世纪的广州，身处中西经贸往来的枢纽位置，以外销画为媒介，将中国社会的秩序观念、生活美学与自然哲思跨海传扬。广州外销画（以下简称“外销画”）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视觉窗口，不仅记录了东方风物的丰富多彩，更以天下大同的包容底蕴，深刻塑造并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想象。

外销画的兴起与艺术特色

外销画的兴起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国际贸易密切相关。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资本的推动，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吸引了大量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他们希望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带回故乡，向亲友展示。为了满足西方市场对中国风物的视觉消费需求，在广州口岸出现了一批以绘制西画为主业的画室和画家，他们以主动性和创造力，创作了大量中西绘画风格相结合的作品销往西方，促使外销画在广州口岸的兴起。

本文的“东方风物”，是指那些带有鲜明东方尤其是中国地域特色、文化烙印和生活美学的物质形态与精神景观的总和。它不仅是一件件具体的商品，更是这些商品背后所折射出的东方哲学。外销画中的东方风物涵盖了从城市建筑到市井百态、从衣冠服饰到节庆习俗等广泛内容，它们以图像的形式承载着中国社会那时的文化记忆与审美趣味。

外销画的艺术特色体现在其对中西绘画技艺的融合上。早期的外销画更多保留了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但随着西画技艺的传入，外销画逐渐呈现出写实主义的特点。例如，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在澳门和广州的创作与教学活动，对本地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外销画风格的转变。之后，琳呱、廷呱等中国画家与西方画家互鉴，结合了西洋画的透视法、明暗光影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线条、色彩，创作出玻璃画、布面油画、水彩画以及极具本土特色的通草水彩画。例如，蒲呱的水彩画《市井风情图》中的人物形态和情景道具采用了西方透视法、明暗法和中国传统线描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绘制。在西方人看来，这些绘画忠实地描绘了中国社会风俗和人物形象，具备真实性。

外销画师不仅是商品生产者，更是在守正创新中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先行者。通过学习西画、接受订单等方式，外销画家们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使其画作成为一种以外销为导向的文化商品，在近代国际语境中开辟出一条由物质传播走向情感共鸣、文化认同的独特路径。

中国形象对西方审美风尚的建构

外销画成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视觉窗口。这些画作既基于现实，又融入了西方观众对神秘东方的想象与期待。在那个还没有照相术的年代，外销画在视觉层面构建了中国在西方社会中的印象。

首先，外销画通过写实描绘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自然风光和文化习俗，为西方社会构建了一个直观的中国形象。例如，外销画中常见的珠江码头、市集商贩、节庆活动等场景，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社会图景；而中国园林与自然风光的描绘，则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这种视觉呈现打破了地理与文化的隔阂，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共鸣。例如，英国画家托马斯·阿罗姆通过收集大量外销画作品，在这些原画基础上进行重新绘制与艺术修饰，并于1843年出版《中华帝国：古老的风光、建筑和习俗》一书。他以更符合西方公众视觉习惯的艺术语言，向欧美大众全景式地描绘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华盛世，成为当时西方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视觉原型，并被用作其他书籍的插图。通过外销画的全球传播，西方社会眼中的中国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可感、可触、充满文明活力的社会。

其次，外销画树立的直观中国形象，更进一步对18—19世纪西方“中国风”艺术的形成与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外销画作为视觉媒介，推动了“中国趣味”从绘画领域不断延伸至西方的室内装饰、家具制造以及服饰风尚等诸多层面。西方艺术家与工匠们从外销画中汲取灵感，将画中意境悠远的古典园林景观、华丽飘逸的中国人物服饰、热闹非凡的传统节庆场景等元素，巧妙借鉴并融入本国的艺术创作中，在西方社会形成了极具东方情调的艺术风格。例如，在西方居住美学方面，融合了岭南精湛工艺的玻璃镜画以及图案精美的外销壁纸，成为欧美社会装点“中国风”房间的核心艺术元素；在乾隆时期，英国的亨利·拉斯切利斯订制了“清乾隆农耕商贸图外销壁纸”，带回其在约克郡的夏活庄园大宅用以装饰主卧室。这些壁纸和镜画上描绘的亭台楼阁、花鸟草木，曾一度风靡欧美王公贵族的室内家居空间，成为彰显主人高雅品位的象征。

当西方上流社会阶层在装饰着中国外销壁纸、摆放着中式家具的厅堂里品茗社交时，中国形象作为一种高级的审美风尚，润物细无声地融入近代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美学之中。所以，外销画将中国社会的秩序观念、生活图景通过图像进行视觉翻译，成功地将中国生活美学上升为一种高级的审美风尚。

东方哲学对西方文化心理的形塑

外销画更在深层次上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东方的文化心理。它打破了早期西方文献中模糊抽象的描述，通过图像将中国社会中的秩序观念、自然意识、日常美学和伦理精神，转译为西方观众可以观看、想象和接受的视觉经验传递给大众，拉近了中西方的心理距离。

从思想层面看，外销画传递了以和谐为核心的东方哲学，这一理念契合了18世纪西方社会对理性与自然秩序的探寻。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如伏尔泰等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道德理性与宗法秩序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试图通过了解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和宗法制度，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治理模式。外销画中大量描绘的男耕女织、尊师重道、阖家团圆等场景，向西方社会展示了井然有序、充满人情味的社会图景；而其中展现的中国园林与自然风光，则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观。这种注重内在修为与外在和谐的生活方式，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西方人提供了启发性的文化参照。

从生活美学看，外销画中关于日常生活空间的描绘，向西方社会传递了一种富有东方哲思的生活理想。画面中常见的亭台楼阁、曲径回廊、临水品茗、庭院休憩等场景，体现出中国传统生活中对从容含蓄与精神安顿的追求。与西方近代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紧张感相比，外销画所呈现的东方生活空间显得更为舒缓雅致而富有诗意。它使西方观众看到，日常生活并非只关乎物质占有和功能安排，也可以成为修养身心、调和情绪、寄托审美情趣的重要方式。这种审美化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使“东方”成为一种关于宁静雅致与内在平衡的文化想象。

从物质载体看，外销画为东方物质文化提供了具体的生活语境。西方观众不仅通过外销画认识中国商品，更通过画面理解这些商品如何被使用、如何构成一种生活方式。例如，画中常见的品茗、对弈、赏花、读书、宴饮等场景，被赋予了宁静、节制、雅致和社交礼仪的精神内涵。当这些图像进入西方家庭、书籍插图和装饰空间之后，东方风物便从贸易商品转化为审美趣味，并逐渐内化为西方日常生活中可被模仿、被消费也被向往的文化心理。

外销画向世界证明了东方风物与哲学具备跨越地域、引发人类共情的力量。这种由文化商品所推动的东风西行，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中西文化互动、美美与共的重要历史图景，是我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文明倡议在历史上的生动写照。

结语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长期以来，外销画往往被简单视作面向市场的商品，其文化与学术价值未被充分重视。然而，随着当代对外展览、学术交流与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外销画的多重价值被重新认识。首先，外销画不仅是商品，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是西方社会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视觉依据。其次，外销画在图像证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记录了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自然风光和文化习俗，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见证。此外，外销画在艺术创作上也具有先锋引领的意义。它融合了中西绘画技艺，对西方“中国风”艺术的形成和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最后，外销画展现了文化商品在推动跨文化互动中的独特作用，为跨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案例。

因此，重温外销画的历史价值，不仅是为了填补学术空白，更是为了赓续岭南文化的开放基因，坚定文化自信。外销画的实践生动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智慧与力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中，我们更应高扬文化主体性，深度挖掘岭南文化、海丝文化的当代价值。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这一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窗口，我们要以更加自信、包容、创新的姿态，善用文化商品与视觉艺术等柔性媒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源源不断的广东力量。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一般项目“智慧博物馆展览分众增效阐释设计机制研究—以广东省博物馆为例”（项目编号：GD24CYS27）阶段性成果］

网编：李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