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遇事找法”的基层路线图

面对超大体量人口与复杂社会生态的治理大考，广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构建“遇事找法”的路线图

◎《南方》杂志记者／杨洋   实习生／张修源   发自佛山、东莞、阳江等地

◎本文责编／蒋玉   刘龙飞

如今，遇事找法，日益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那么，日常生活中遇到矛盾纠纷，去哪里找法？

有人说：“有事找法院。”这既对又不完全对。实际上，“遇事找法”并不简单等同于“遇事找法院”。对于一些关系不太复杂、需要及时化解的纠纷，循着身边找法的路线，以“非诉讼方式”就地调处的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在广东，走进县（区）、镇一级综治中心，就能链接起“1+6+N”体系，有公检法司等机关和N种社会力量提供法律支撑。信访工作有法，商会协会处理矛盾讲法……面对超大体量人口与复杂社会生态的治理大考，广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构建起“遇事找法”的清晰路线图。

拖不得

纠纷就地化解

“这么多窗口，我要咨询房屋产权的法律问题，应该找哪个？”

一个工作日的上午，一位本地口音的大叔，走进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迎上来，指引他在排队机上选择相应的诉求类型，到窗口进行登记咨询。

《南方》杂志记者在这个排队机旁看到，调处矛盾、诉求处理、司法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妇联维权、工伤认定、劳动仲裁、劳动监察、心理服务、新市民服务等十余个项目，都有相应的一键指引。好比医院的“导诊”系统，在广东基层社会治理“治未病”也有这样一个清晰便捷的“导法”系统。

祖庙街道是佛山市中心人口密集的老城区，城市发展快、老旧小区多、人口密度高、社区治理难度大。如何做好矛盾分流和解决工作？街道综治办主任彭志开介绍：“综治中心前台接访只是一个‘分诊台’，我们还有后台调解、法律援助和司法确认，形成一个‘访调援法’的链条。今年以来中心接访并就地解决1000多宗诉求，有的是直接与相关单位协调，有的则需要多部门一起协商‘会诊’，分类化解。”

去年年底，一桩劳资纠纷闹到了佛山市禅城区信访局。某高铁项目佛山站项目中，20余名工人因自身原因提前退场后，与劳务分包公司在考勤数据上各执一词，导致30余万元工资款迟迟未能结算。

时值年关，又事关重点工程项目，若不能及时化解，不仅可能影响工人工资的发放，还可能拖慢项目建设进度，甚至导致矛盾进一步升级。

面对这一涉众型纠纷，一个“访调援法”工作线条随即展开：佛山市禅城区信访局接访后，指引工人入内协调，随后祖庙街道综治中心作为基层治理枢纽启动应急预案。祖庙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分管劳动监察业务的副队长卢伟升接报后率先抵达现场，随后让劳务分包公司、施工单位在信访部门、劳动监察部门的协调下逐项核对考勤及工资数据。

然而，调解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卢伟升记得那一天，一直调解到深夜11点，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有工人提出要告到法院，他根据经验判断，这样的涉众纠纷，拖下去容易衍生新问题，得集中精力尽快把它解决妥当。

当晚，禅城法院祖庙法庭适时安排审判员介入，从法律专业角度，指导调解人员查明工人实际工作时间、明确双方举证责任、分配无证据时的责任。同时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建议协商一致后快速兑付工资。

“摆明法理，厘清权益，最后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凭据。”禅城法院祖庙法庭庭长许祝华告诉记者，经过各部门彻夜协调，次日清晨5点纠纷得到圆满化解。最后30余万元工资款全部结清，工人们得以安心回家过年，案件得到高效率和实质化解决。

“都是遇事找法化解纠纷，如果走诉讼渠道，需要更多时间和经济成本；多部门联调采用非诉讼渠道解决，效率提高了，双方接受度更高。”彭志开告诉记者，很多纠纷拖不得，现在越来越多群众倾向于矛盾就地化解。

一条街

调动“+N”力量

《南方》杂志记者走进东莞市南城街道宏伟五路，一条200米的“社会治理一条街”，让“多元解纷”的概念具象化。

南城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醒目红字、司法分局的蓝底白字招牌、信访办的暖心标识，和南城法庭的天平错落相邻。人社、住建、综合执法等信访矛盾多发部门随驻，律师、心理服务等第三方社会力量定期常驻。在南城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公安分局、税务分局、自然资源分局、人社分局、房管所、交通分局等职能部门入驻其间，涉及进驻事项达1046项……

“我擦玻璃摔伤了脚，雇主不管不问不给钱。这事你们管不管？”保姆王大姐走进“一条街”综治中心讨说法。

“管！”街道综治中心召集法庭、派出所和社区相关调解人员，联合向业主就责任划分问题、赔偿事项等进行释法明理。两天后，双方协商一致，雇主现场支付医药费，两人握手言和。王大姐说：“原以为要跑断腿，没想到‘一条街’全搞定！”

这条街不仅能定小事，还能定“大事”；不仅集结各部门力量，还能调动起协会商会力量齐协商。某社区的城市更新项目纳入市政府重点督导项目，时间紧、任务重。

其中改造范围涉及19户小产权房，社区与业主就搬迁补偿事宜多次协商未果。负责谈判的业主代表王先生态度强硬，双方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居委会起诉至南城法庭，要求解除当时的房屋买卖协议。

南城法庭在审查该案件时发现，王先生是江西商会会员，立即将案件情况通报至司法分局以及江西商会。根据法庭与商会签署的《异地商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框架协议》，调解案件分流至商会调委会。

“老表，都是出来打拼，咱们有话好说哈。”商会调委会负责人以乡情乡音引导双方心平气和沟通，并跟王先生提出，“咱们也要以企业家的担当作为支持地方发展。”

一番释法明理，双方最终打开心结。商会将调解结果反馈至南城法庭，王先生同意接受整体拆赔方案，并做通其他业主思想工作，最终19户业主与社区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至此，一场持续了5个月的拆迁补偿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一条街”是东莞基层治理的一个生动缩影。这条街通过一众行业部门力量，以“专业人做专业事”理念开展调解、咨询、释法，使矛盾纠纷可以获得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吹响哨

规范入驻实质化解

今年9月，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上，阳江市阳西县获颁“一星平安鼎”。这是全省平安建设的最高奖，也是继2023年9月阳西县被省委平安办授予“平安鼎”后再次“加星”。

相比起珠三角人口大市的大手笔投入，粤东西北小城的基层治理模式颇具观察意义。阳西何以问“鼎”？《南方》杂志记者带着问题展开调研。

还没走进阳西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两位着急评理的群众，已经抢先一步踏进门。这是一则意外事故产生的纠纷，一看到身着制服的法院干警迎上前了解情况，双方就冷静了不少。在这里，“有矛盾找综治中心”，已经成为许多居民的共识。

“我们县委高度重视县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县委书记亲自把关人员选配，6部门常驻，11部门轮驻，各单位派骨干实体入驻，也实质性参与纠纷化解。”阳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陈忠侨领着记者走进二楼调解区，其中法院设立巡回法庭，道路交通、住房建设等部门设专门调解室，有相关部门入驻的工作人员以及专职调解员参与。人员队伍的配优配强，让基层“吹哨报到”的哨子“吹得响”，落了地。

“已经连续2个月每天仅供水3小时，严重影响生活，物业公司一直给不了满意的解决方案。”因供水水管维修方案无法达成一致，阳西县城某临街商铺65户业主代表来到县综治中心，情绪激动，眼看矛盾就要升级。

阳西县司法局建立的县调解中心及时“应哨”，启动访调衔接机制，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并组织双方开展面对面调解，依托法院系统与派出所、司法所“一庭两所”联调机制，联系供水部门等，推动矛盾纠纷联动化解。最后，两天时间内，促成业主代表和物业公司双方协商达成协议，有效防止矛盾扩大。

除了相关部门骨干参与，阳西县还打造多个品牌调解工作室，吸纳了一批能人参与调处工作，增强调解工作的影响力。

在新墟镇“老玛”调解工作室，时常能看到“老玛”调解员们忙碌的身影。当地儿媳称呼婆婆为“玛”，邻里间出现矛盾，“老玛”常常出马调解。

前不久，有人因为承包山地的生态公益林经济补偿分配问题，跟新墟镇田安村委会新塘村经济合作社发生纠纷，双方多次协商未果。“老玛”调解员迅速介入，从情理法等多个角度耐心劝解，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最终纠纷得到成功化解。“老玛”调解工作室调解员冯钦娟介绍，2019年，新墟镇结合地方实际，发动当地德高望重、调解能力强的退休老干部等“五老”人员担任专职调解员，打造了这个调解工作室，“我加入调解室五六年了，我们每年都能够成功调解40到50宗案件，这样的工作十分有意义”。

阳西县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建立“五室合一”机制，打造“老玛”“赖老”等6个品牌调解室，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扩大调解工作的“涟漪”。今年以来，全县受理矛盾纠纷1709件，化解率95.43%。

广东的基层法治化治理实践表明，“遇事找法”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条清晰可行的路径。基层综治中心和各机构、组织，组成丰富的神经末梢，让矛盾纠纷调处“九龙治水”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更好推动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确保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深呼吸

让法治成为社会治理的鲜明底色

遇事找法，法在身边。

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近年来，广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建设，构建起一条“遇事找法”的清晰路径：以综治中心为枢纽，以“粤平安”等数字化平台为载体，集中职能部门与第三方力量参与治理。

各地也展开丰富实践，从“导法”机制到“访调援法”闭环，再到“社会治理一条街”等创新，让群众化解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实现“一站式受理、全链条解决”，真正使“法”成为群众身边随时能用的资源。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大课题。从各地实践来看，这一机制的构建仍然面临资源供给、协同效能、实践落地等多重梗阻，需要破解“人、财、技”的供给短板，打通“协同、激励、适配”的制度堵点。广东基层“遇事找法”的探索，既是对自身超大体量人口、复杂社会生态治理难题的破题，也是为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诸多普遍性问题求解。

未来，广东将沿着这个路径，继续推动更多法治资源向基层倾斜，让“找法”路线图更精准、更高效，为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司法动能。

网编：李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