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室走向全球市场能否跨过“惊险一跃”

核心技术研发出来，并不意味着创新成功。从实验室进入工厂，再完成市场化的“惊险一跃”，这条路广东能否走得更快？

◎《南方》杂志记者／郭芳   实习生／黄静晓   陈婉莹   发自广州、深圳等地 

◎本文责编／郭芳

从核心技术研发到产品登陆海外市场，于新生和创新团队走了10多年。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精准放射诊疗技术研发中心主任于新生，是全球放疗领域领军人物。于新生发明的 IMAT放疗技术，目前应用到60%以上的放疗设备，其中包括瓦里安、医科达等全球顶尖放疗巨头。

2012年，于新生创办深圳市医科信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其团队研发并成功上市的产品GammaPod，是全球唯一乳腺癌专用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设备，已取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欧洲CE认证。

“和现有通用放疗设备直线加速器相比，治疗周期由15～33天缩短至1～5天，心肺辐射损伤减少80%，未来有望取代乳腺癌保乳手术。”深圳市医科信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卢晓光告诉《南方》杂志记者，经历重重考验，产品已经拿下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等欧美市场订单，国际市场定价为300万美元/套。

创新的道路并不平坦，这当中充满了荆棘和风险。核心技术研发出来，并不意味着创新的成功。从0到1，代表着研发突破；从1到100，代表着成果转化。如果技术成果躺在实验室睡觉，将没有任何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创新型先进技术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仍难彻底打通。在前沿技术领域，产学研合作不紧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之间两张皮等现象仍较为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广东省制造强省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陈新在调研中发现。

【直面现状】

科技成果转化AB面

一项颠覆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仅用了10年时间。其中，从小试到规模化量产只用了4年时间。这样的创新速度诞生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我们研发的干法电极技术，打破国际龙头企业Maxwell的技术垄断，成功实现车规级超级电容器用干法电极的国产替代。”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先进储能材料及器件实验室负责人王臣告诉《南方》杂志记者，该技术可以将生产成本降低70%，极片生产占地减少70%，能量密度提高20%，是未来锂离子电池加工制造的一大趋势。

这项技术获得了由科技部主办的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总决赛“优胜项目奖”这一最高奖项。深圳清研电子成立于2020年，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孵化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承载着将干法电极颠覆性创新落地的希望。

“清研电子已经突破锂离子电池干法电极极片制造技术，并完成国内外50多家锂电企业包括三元、磷铁等近100种材料的干法电极打样测试，正在筹建国内首条规模化GWh干法电极生产线。同时，清研电子与多家行业领先的电池厂商、车企签订合作协议，助推干法电极在储能器件、动力电池产业上的应用。”王臣表示。

干法电极颠覆性创新的落地，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缩影。“研究院探索出高效立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聚焦概念验证、中试工程化、人才支撑、科技金融、孵化服务、国际合作等六大功能板块，累计培育出3000多家企业、30多家上市公司，带动了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嵇世山表示。

同样的科技成果转化的精彩故事，也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上演。

“深圳先进院累计承担各类经费超250亿元，申请专利1.6万件，申请PCT专利3000余件，转化率达27.5%。这样高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在全国位居前列。”深圳先进院院务委员吴新宇表示，企业是最接近市场的地方，也最明白科技的需求。深圳先进院始终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围绕产业链积极布局创新链，不断完善“需求方出题、科技界答题”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形成各创新主体协同作战，共性技术高效供给体系。

深圳先进院积极探索“交钥匙”转化、“手拉手”开发、“订单式”研发等合作方式，与企业共建260支联合创新体团队，合作金额超17亿元，有效解决了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科学技术难题。以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为例，深圳先进院联合相关单位研发的国际首台3.0T、5.0T人体全身医学磁共振成像系统及国产体外膜肺氧合系统（ECMO），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带动上下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成果转化金额超过6亿元。

目前，深圳先进院“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应用—企业孵化”的科技创新链条已然成型，累计孵化企业超过2000家。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广东科技成果转化仍然存在冷热不均、科技成果“变现”能力不强等瓶颈。广东省政府参事室调研组发现，一些得到重点扶持的实验室，由于体制机制的局限，无法突破成果转化率不及20%的低效“轮回”。

陈新在调研中发现，尽管大多数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创新合作取得明显进步，但由于高校与企业在具体的创新需求、创新平台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制机制等方面仍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对接，导致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创新活动仍存在各自为政现象。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不理想，高价值专利“沉睡”现象也比较普遍。

《广东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报告》显示，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主要流向省内，成果转化项目呈现分布行业广泛特点。但从转化数量看，作为关键赋能技术的电子信息领域转化比例仅达到8%，成果转化收益同样低于其他领域，侧面反映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和市场化应用不足。

【现实尴尬】

并非所有创新企业都能跨越“死亡之谷”

“如果企业要转型创新，将面临研发风险、产业风险、市场风险、制度风险等诸多压力。而每一道风险，都有可能让企业倒在创新路上。” 广东省社科院课题组表示。

于新生团队正在研发的球面拉弧调强放射治疗技术，将给占据80%放疗设备市场份额的直线加速器带来颠覆性革新。“实现球面运动和治疗，定位肿瘤误差小于1毫米，成本低于质子放疗的1/10。同时可最大限度地保护肿瘤周边正常组织，减少治疗次数。”卢晓光表示。

然而，融资难问题不得不让创新团队放慢了研发的脚步。“在全球医药行业中，研发周期可能长达10年至15年。如果没有持续资金支持，创新有可能中途流产。”卢晓光坦言，公司此前融资了4000万美元，目前大多已经投入研发。团队核心技术完成了前期临床需求、关键核心功能系统的研发，即将组装首台样机。但医疗产业的产业化之路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巨大，需要长期投入、多轮投入，需要政府、新型研发机构、社会资本等多方支持，才能形成接力，最终实现成果批量产业化。

于新生团队所遭遇的资金之难，在创新企业当中是普遍现象。广州市社科院课题组于2024年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62份。调查显示，53.22%的企业认为股权融资需求仍然难以得到满足。58.74%的企业认为股权投资机构趋于谨慎，增加了企业获得融资的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以来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整体募资规模连续多年下滑。许多创新企业反映，在经济承压的大环境下，社会资本资金决策变得谨慎，风险投资基金募资难度加大、节奏放缓，整体处于调整期。这导致很多创新创业项目和企业面临发展困难。

与此同时，广东制造要打破“低端锁定”，实现向上突围，关键在于掌握核心技术。目前，一些创新团队实现了核心技术的突破，然而创新产品能否走出实验室被市场买单也存在着风险。

广东作为国内最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应用市场，众多优势产业仍面临“缺芯少核”的卡脖子问题。“作为第三代半导体的代表材料，碳化硅半导体被认为是中国半导体产业换道超车的路径之一。国内碳化硅芯片产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走完国外30多年的路程，碳化硅技术与国际差距已缩小至大约3年。”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基本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之涵表示。

汪之涵所在的基本半导体，成功攻克产业链关键技术，先后建成碳化硅晶圆、封装、驱动三大核心环节的量产生产线，成为集设计、制造、封测于一体的IDM企业。“公司碳化硅MOSFET和JBS产品在光伏、储能、电源等行业累计出货数千万颗，并成为广汽集团等知名车企的碳化硅功率模块主力供应商。”汪之涵表示。

汪之涵注意到，以碳化硅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功率芯片国产化进展迅速，可以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5G通信、算力中心等领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下游用户进行关键芯片的选型时，对选用国产芯片还是有所顾虑。

《南方》杂志记者在长期调研中发现，汪之涵所担忧的问题，并非个案。比如，深圳一个创新团队研发的某些领域电子材料，已经赶上国际一流水平。然而，大部分国内市场被国外企业长期垄断。许多国内企业担心材料稳定性问题，并不敢轻易尝试国内产品。研发成果真正占领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革呼声】

求解“创新供给侧”难题

科技创新就像是一场马拉松长跑，往往面临着研发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等重重考验，需要耐心、定力，不能急功近利。从实验室进入工厂，再完成市场化的“惊险一跃”，这条路广东能否走得更快？

建议一：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科研成果落地速度。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深圳先进院等新型研发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为何能高位徘徊？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释放的强大动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中国第一家新型科研机构，摸索出‘四不像’理论：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嵇世山表示。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诞生了诸多机制创新：在实验室建设上，探索“实验室（或研发中心）+产业化公司”同步组建模式；在项目投入上，技术和投融资专家共同参与，发明人、责任人带头投入；在用人机制上，没有“铁饭碗”，用市场化的薪酬机制吸引高端创新人才；在激励与规范上，研发团队分享技术股权，管理团队合法持有股权，此举在全国先行。正是这样的先行先试，研究院累计孵化3000多家企业、30多家上市公司。

《南方》杂志记者注意到，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深圳先进院等新型研发机构的成功，都离不开“需求方出题，科技界答题”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比如，深圳先进院与华为、招商局集团、中广核、迈瑞等行业领军企业深度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国家级创新中心以及创新联合体团队。

陈新建议，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方面，要注重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系，重视以企业创新需求为导向，通过直接资助企业，赋予其科研资源分配自主权，激发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活力，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同时，完善机制保障，增强创新容错能力。实施“里程碑”式项目管理，建立高效灵活的项目管理机制。

建议二：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和创业风险投资，鼓励国有“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事实上，世界知名公司在发展早期都离不开风险投资的支持。“国外有一套完整的风险投资机制，只要有创新的技术或想法，经过评估专家测评，就能拿到风险投资。”卢晓光坦言，与国外相比，国内风险投资偏好于有市场基础的处于成长期、扩张期的企业，而对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则略显保守。

广东省社科院课题组表示，国内一些风投机构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获得市场高回报，只愿意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愿意雪中送炭。这些机构的存在，并没有很好地化解企业创新的风险。“政府要培育成熟的科技金融和创业风险投资，让社会分担创新风险、分享创新红利”。

与此同时，要鼓励国有“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深圳是中国创新之都，也是创投发源地之一，其“耐心资本”之路走得更早。深圳国资国企通过“耐心资本”扶持科创企业成长，这项改革经验正在全国得到推广复制。

EDA（电子设计自动化）是集成电路设计的核心必备工具，应用于半导体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等各个产业链环节，被业界誉为“芯片之母”。

在投资机构普遍不看好国产自主研发EDA软件的时候，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率先于2017、2018、2020年三次投资华大九天。目前，华大九天成为国内EDA产业的龙头企业，是国内第一家能够提供模拟电路设计全流程EDA工具系统的本土企业，并于2022年7月登陆深圳创业板。

华大九天的快速发展，是深圳国有“耐心资本”助力创新长跑的生动缩影。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国有“耐心资本”不仅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还提供资金之外的更多服务。比如链接政策、金融、人才、空间、科研、产业等各方面资源及服务，营造有利于初创期企业不断产生、持续成长壮大的外部环境。比如，深创投为华大九天拓展客户资源、搭建生态网络等。

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也是深圳国有资本积极投身产业科技创新的鲜明特点。深圳市政府设立全国规模最大的100亿元天使母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并在出资比例、投资领域、让利机制等方面先行先试。

截至目前，深圳天使母基金累计投资919家种子期、初创期高科技企业，包括6家“独角兽企业”和164家估值超1亿美元的“潜在独角兽企业”，获得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通报表扬。

建议三：一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其产业化需要政府更多的“给力”政策，推动应用场景落地。

许多创新企业表示，在一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其产业化需要政府更多的“给力”政策。创新产品只有真正走进市场，才能倒逼核心技术研发不停步，跟上国际一流技术脚步。

“创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实现下游客户的批量应用，不仅能够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的闭环，而且有利于产品迭代和技术突破。”汪之涵表示，省里可以统筹搭建供需对接平台，设立重点推荐产品目录及相关择优评选、推广示范机制。以芯片为例，可以鼓励重点领域龙头企业开放合作资源，在同等技术性能条件下优先选用国产芯片产品，提振厂商采购的信心，打造示范应用场景。

广东省社科院课题组表示，可以完善重大应用场景遴选机制，推动新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深度应用。鼓励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跨界融合，形成新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

比如，在碳化硅半导体应用方面，目前超过60%的需求来自新能源汽车领域，其他应用领域还包括光伏、储能、工控等。汪之涵建议，广东可以针对机器人、飞行汽车等未来产业，通过产业链协同开展相关芯片技术的前瞻布局，在产业发展初期直接导入国产芯片参与研发，从源头解决国产芯片替代难题，推动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全面领跑。

“广东应该深化应用导向，优化产业落地生态。”陈新建议，希望政府进一步重视科技成果的早期应用与市场迭代机制建设，依托广东丰富的应用场景资源，通过政府采购、补贴激励、示范项目和试验验证条件建设等政策手段，推动颠覆性与国产替代技术在关键行业的早期应用，加速产业化进程。

建议四：解决“创新供给侧”难题，探索建设全国性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在广东转化。

广州市社科院课题组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超四成企业从未开展研发合作。其中，从样本企业没有开展研发合作但有合作需求的原因来看，68.93%的企业表示“缺少链接合作伙伴的渠道”，35.88%的企业表示“担心出现知识产权纠纷”。进一步来看，分别有超七成的小型、微型企业和接近七成的民营企业因为“缺少链接合作伙伴的渠道”而没有开展研发合作，均超过样本平均水平。

广州市社科院课题组发现的问题，在全省具有代表性。《南方》杂志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亟待激活。无论是企业找技术，还是技术找企业，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导致对接不够精准。怎样让科技和产业实现“双向奔赴”？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验，值得广东高校、科研机构思考。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全球大学中排名前列，该校通过专利申请的成果转化率达到了50%以上。为什么？大学设立的企业部，是推广科研成果商业化应用的专门机构。企业部与实业界建立紧密的联系，策划组织并出席各种会议，宣传并推广各种科研成果。

同时，许多创新企业和团队期望，广东可以在全国先走一步，加快探索建设全国性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让广东成为全球创新资源转化的首选地。广东省社科院课题组表示，广东在建设全国性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上可以先行先试，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的发现、评估、转化运营机制，使知识产权在广东更便利地变现，推动创新者在广东转化创新成果。

一方面，这里既是全省科技成果的大数据平台，也是企业发布创新需求的集散地，以解决“创新供给侧”难题；另一方面，这个平台还要聚集金融机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等配套，更快地让知识产权变现。

网编：周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