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难愁盼”城中村
① 广州天河棠下村的夜晚,不断有人进入或者离开。
② 石牌村快递小哥驿站内,小哥们正在利用休闲时间看书。 《南方》杂志记者陈健鹏/摄影
③ 骑手小哥参加反诈宣传活动。 石牌街道/供图
让外来务工者不只是住在城中村搭伙过日子,更要成为城市治理的“合伙人”,与城市共成长
◎《南方》杂志记者/陈健鹏 发自广州、深圳等地
◎本文责编/蒋玉
广州市石牌村的夜晚,来得比村外更早一些。
傍晚时分,小苏(化名)挤过拥挤的人流,小心避开地面上的坑坑洼洼,不时闪身给疾驰而过的外卖骑手让路,边看着手机上的地图,边对照着门店认路。在这里住了快三个月,她还没有完全记住回出租屋的路。头顶上,握手楼和电线纵横交错,只露出一小块天空,将透进来的夕阳余晖迅速吞没。此时,忙碌了一天的小苏终于进入自己的休息时间。
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传媒公司上班的小苏,搬进石牌村居住,“主要是因为房租便宜,离上班的地点近”。
在广州乃至其他超大特大城市,像小苏这样住在城中村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中有白领、外卖骑手、个体户、小摊贩、打零工者……城中村就像一块海绵,在夜晚将他们吸纳,又在白天将他们挤出,分散到周围的经济体中。
超大特大城市的城中村是很多外来务工者落脚的首选之地,但其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卫生安全等方面暴露出来的缺陷及隐患不容忽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深水区之一。
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今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目前,各地正按照部署,开展各项工作。《南方》杂志记者调研发现,在城中村改造的大背景下,居住在城中村的人们,仍有很多“急难愁盼”,许多团体和部门也正为这些“急难愁盼”思考、奔波着。
城市的另一面
今年夏天,关于城中村的话题频上热搜。
5月,《广州市供用电条例》施行,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电价政策加价或者变相加价收取电费”。一时间,“城中村水电刺客”话题登上热搜,不少住户反映广州城中村水电收费贵、收费乱的问题。今年6月,深圳因城中村“统租”受到舆论关注,因统租带来的租客“限期搬离”“房租涨价”“孩子上学难”等问题,让深圳的城中村统租不得不按下暂缓键。
追溯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多项研究均指出,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中村形成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城市快速扩张,在城市建成区内或者城市边缘地带,农村村落耕地被大部分征用,但农村集体成员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后,在空间形态、户籍管理、经济体制等方面,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农村模式。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拆迁和安置成本不断上升,导致城市发展必须绕开这些地区,最终形成了“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的另一面,却也是聚集着城市烟火气的地方。
对外来务工者来说,城中村最重要的核心功能便是提供大量位置好、租金低的出租屋。同时,城中村生活设施相对齐全,因此也受到众多外来务工者的青睐。
然而,核心功能的背后,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卫生安全等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及隐患。
租住在石牌村的小苏,最担心的是人身安全问题,为此,她特地买了一个阻门器;住在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村的外卖小哥老唐,最担心的是电动车的消防安全问题;在深圳白芒村生活了20多年的李先生,最担心的是统租过后房租可能涨价的问题……
以往,城中村因治理难度大,似乎游离在现代城市管理之外,而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也游离在城市的身份认同之外。“这里只是睡觉休息的地方,没人真正愿意住在这里。”不少受访者对《南方》杂志记者表示。
对很多人来说,城中村仿佛一个“独立场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渴望在城市扎根,也并非不想回到农村。他们的地域认同与情感归属都在老家,城中村看起来只是为了讨生活而寻找的一个落脚点。不被主流文化接受,加上社交圈层匮乏,让他们有一种“悬浮”于此的孤独感。
此外,城中村的公共卫生、房屋安全和治安问题也颇受关注。比如在治安方面,今年7月起,广东公安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对城中村房屋租赁物业多、警情高发的出租屋片区开展集中摸排。据了解,仅7月1日到6日,就累计摸排处置各类风险隐患15.4万条。
很多部门注意到这些问题。
今年6月,广州市委办公厅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深入海珠、荔湾、天河、增城等区的城中村,对居住在城中村中人数最多群体之一的平台网约工群体进行调研。经过6次实地探访、6次集体座谈、296次问卷调查及个别访谈,调研发现,居住在城中村的平台网约工群体,社会融入感较弱,其原因是这些群体无法形成稳定的业缘关系,加上住宿条件差、生活不便利、邻里关系陌生、没有渠道表达,同时,职业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经过调研,广州市委办公厅指导一些城中村建设平台网约工综合性服务平台,链接资源开展义诊、培训等,并为这些群体在组织上畅通联建渠道、在生活上搭建服务平台、在工作上提供政务支持保障、在治理上完善参与机制,进一步加大关爱力度。
系统整治、稳妥推进
城中村的整治,是一个系统工程。
比如,在基层治理上,涉及党的基层组织和阵地巩固不巩固的问题;在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方面,涉及城中村如何改造、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在民生福祉方面,涉及居住在城中村的百姓如何安居乐业的问题;在文化传承上,涉及“城”“村”文化融入传承发展的问题。
《南方》杂志记者调研发现,在城市快速发展下,城中村往往难以涵盖道路、水电、天然气、环卫等公共服务,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由村集体自行解决。但由于基础设施标准较低,维护投入有限,城中村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进而造成环境的脏乱差。
以广州城中村电费过高的现象为例,其表面是城中村房东电费加价的现象,实际上是由于无法实行“一户一表”而形成的加价空间。广州供电部门表示,一般情况下,由于城中村的出租屋是一个地块一栋楼一个独立产权,出租屋内部再次分割的单间是无法独立确权的,因此出租屋内部单间无法单独开展用电报装。
而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中村土地价值急剧上升。村民利用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大量建起房子,而流动人口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只好转向城中村,形成了“双向奔赴”。
此外,城中村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也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尽管城中村产业主要集中在低端服务业,但经济收益相当可观,并与周边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网。
“新市民、年轻人和外来人口,他们对融入城市、享受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有强烈诉求。”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让城中村和城市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全覆盖,对改善民生和激发内需潜力有重要促进作用。
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将更多社会资源分配到城中村。《指导意见》指出,城中村改造坚持规划先行、依法征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公平公开、净地出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11月22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官网发布公开征求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对《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提到,城中村改造应当先行安排安置房项目供地和建设,加强安置房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确保安置房在合理工期内建成,安置房品质不得低于商品住房水平;在公共设施方面,城中村改造应当根据周边地区功能以及实际需求,尽量利用原有设施,完善配套教育、医疗、养老和托幼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费用由市人民政府负责投入,不计入城中村改造成本。
在城中村治理过程中,不少地方也找到了党建这一法宝。
广州市白云区大源村曾经是广州市问题最突出的“城中村”之一,如今却是广州城中村由乱到治的典范。回顾大源村的整治过程,对软弱涣散党组织的整顿是重要原因。
据了解,大源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突破口,从构建政治责任体系、组织体系、干部人才体系、监督执纪体系、正向激励体系等五个方面加强基层党建工作。
在此基础上,大源村通过建立智慧安防系统,专项整治水、电、气、网违规收费问题,查办违建审批、非法用地、为违建供应水电等系列窝案,编制村庄三年规划;实施“还绿于民”工程,党员带头团结动员群众拆除违章建筑,拆违超160万平方米,清理整治“散乱污”场所;同时,在党组织领导下,推行低端淘汰、高端改造产业转型升级计划,打造现代化物流示范园和电商直播基地,实现了转型升级。
广州海珠区的城中村治理,亦是从城中村党组织提升抓起。据了解,海珠区从“提闯劲、提本领、提素质、提效能、提基础、提合力”六个维度一体推进,聚力打造“优书记、优班子、优队伍、优产业、优环境、优治理”的标杆型党组织。在此基础上,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完善了村社干部监督管理、人居环境优化提升、产业转型转移等行动方案。
让“城中村人”真正扎根城市
下午3时,结束了中午的送餐,外卖骑手唐泽权来到位于石牌绿荷西大街的“暖蜂巢·小哥驿站”休息。倒上一杯水,给手机充上电,唐泽权拿起一本书坐在门口椅子上看起来。
1991年出生的唐泽权,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唐”,管理着100多人的骑手队伍。他是海南人,从小跟着父母来到广州打拼,工作在石牌村,住在棠下村。老唐说,自己是一个“城中村人”。
总面积0.31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吸引了像唐泽权这样的众多外卖骑手小哥在村内工作、居住。去年9月,石牌街在绿荷西大街2号打造了全市首个城中村“暖蜂巢·小哥驿站”,旨在以新就业群体组织建设为抓手,推动城中村治理。
“城中村是很多外来务工者的首站,如何帮助他们融入本地生活,增强归属感,是开展好社区精细化治理的重要一环。在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统筹好各类资源,拿出更多务实有效的举措,让来穗人员真正融入广州、扎根广州。”广州市委办公厅驻石牌三骏企业集团党委第一书记刘思远说。
作为广州市最大的城中村之一,石牌村内房屋建筑密度大,近300条村道巷陌交织如蛛网,仅有25条村道宽度超2米。对于刚开始送外卖的新手来说,通常需要半年时间才能熟悉这些曲折的道路。五年前,刚入职的唐泽权凭借前辈们手绘的石牌地图,花费数月时间熟悉了这些巷道,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地图做了完善。
一次偶然的机会,唐泽权得知当地相关部门与外卖平台联合开展了一次石牌村社区治理探索,邀请常年在石牌村穿梭的外卖员深度参与,和社工一起设计手绘地图,致力于解决石牌村找路难的痛点。唐泽权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与社区工作者和居民一起,用脚步丈量了石牌村每一条道路,完成了地图的绘制。
“在石牌,你会遇到很多刚到广州追求梦想的年轻人。我希望这份手绘地图能够成为这些来到石牌村的新人们的指路明灯。”唐泽权表示。
“尽管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小哥们的勤勉务实、乐观真诚,令人感动。让我意外的是,他们很多人保持着对人生的思索和改变生活的热情,表现出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强烈意愿。”参与过广州市委办公厅调研的青年党员扬帆说。
让外来务工者不只是住在城中村,搭伙过日子,更要成为城市治理的“合伙人”,与城市共成长,广东多地也进行了探索。
石牌村改制公司(石牌三骏企业集团)党委委员、党委办副主任池焰铖说,近年来,石牌村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打造石牌特色文化,积极举办传统民俗活动,同时加强对村内历史文物的保护。
“我们希望让住在石牌村的人知道,石牌村不只是‘出租屋’,也有自己的特色文化。”池焰铖说。
深呼吸
城中村治理关键在“人”,不在“城”
城中村——有人形容它是高楼大厦表面的一块锈迹,也有人形容它是异乡路上的一缕烟火。它是城市的“伤痕”,因为其镶嵌在城市中脏乱差的外观;但同时,它也是众多低收入群体的容身之所。
城中村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的低收入群体,包括外来务工者、初入职场的青年及城市追梦者,需要寻找到低成本的立足之地。
对城市来说,低收入人群不仅为城市生活提供基本服务,也为城市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如何容纳低收入人群,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城市管理者需要破解的课题,是提振内需潜力的重要路径,也是破解诸多社会问题的痛点堵点关键所在。
目前,许多城市的城中村治理正在稳步推进中。但破题的关键,应着眼在“人”上,而不是“城”上。如果不在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居住条件、基本生活尊严上下功夫,那么改造了一个城中村,有可能会生成更多的城中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
城中村改造虽然复杂,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对拥有3个超大城市的广东来说,既是重大机遇,也是责任担当,必须积极谋划、稳步实施、有序推进。
网编:卢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