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一史，如何留住乡愁 ——广东“百千万工程”的文化答卷

◎《南方》杂志记者／李梦醒   实习生／关镇东   发自广州、茂名

◎本文责编／张蓓蕾

茂名高州市曹江镇霍村村史馆。 《南方》杂志记者李梦醒／摄影

岭南沃土，万村星布。广袤南粤大地，2.6万个行政村和社区承载着千年文脉赓续的记忆，镌刻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砥砺奋进的时代足迹。一卷村史，联结过去与当下，贯通乡土传承与时代发展。它既是安放万千百姓乡愁的精神家园，也是涵养乡风文明、赋能基层治理、激活乡村产业、开展思政育人的综合载体。

2026年7月6日，《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这项立足岭南乡土、着眼人文赋能的重大文化工程正式启幕。作为广东深入推进人文助力“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同时也是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夯实文化强省建设根基的基础性工程，项目锚定“一村一史”建设目标，对散落在乡野之间的历史遗存、民俗风物、时代变迁开展系统性挖掘梳理与活化转化。这也标志着广东乡村文化建设进入“人文助‘百千万’行动”全新阶段，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探索出独具岭南特色的实践路径。

擘画“一村一史”文化工程蓝图

“此次编撰工作以行政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史’为目标，以展现乡村的发展变化为重点，依托‘百千万工程’的‘双百行动’，统筹各地各部门各高校力量，力争为全省每个行政村编写一本网络村史普及读物。同时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动态更新的村史资源数据库，用于存档、研究、展示等用途。”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向《南方》杂志记者介绍。

立足现实差距，广东启动《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旨在补齐乡村文化建设短板，以文化浸润凝聚乡村发展精神合力。这项被纳入广东“十五五”时期重要文化工程的工作，确立了清晰的目标任务：力争到 2030年实现全省“一村一史”全覆盖，2026年率先完成1000个村的编撰任务，为全省推开积累实践经验。对于已经编修村史、建成村史馆的村落，则按照统一标准开展修订完善。

村史书写刻下乡村发展鲜活注脚

“我们很高兴省里能部署这样一项工作！像我们村里并没有留下太多文字资料，如果再不采集一些故事，很多老人也会离世，就更没有记得那些事情的人在了。”在村民自发捐出老屋修整成的村史馆里，茂名高州市曹江镇霍村村党总支书记朱建武向记者介绍村史馆里收集到的旧农具、知名杰出人才张贴板，高兴地感慨道。每到中元节前，曹江“田了节”就如期举行，形成花灯顺水漂流如星河璀璨的景象，游人如织。这一习俗传说始于隋朝年间，是曹江镇当地人民歌颂劳动、感恩丰收的传统节庆活动。不过，正如朱建武所言，由于没有文字留存，田了节的来历、和苏轼的关联等等全靠村民一代代口口相传。再不整理村史，以后村里的孩子们很难厘清家乡发展的脉络。

相隔不远的南塘镇彭村，小小的村史馆里一张集合不同年龄性别的村民或稚嫩或慈祥又或舒展的不同笑脸的大合照十分引人注目。多年来，彭村通过深入挖掘“好心茂名”文化内涵，与“枫桥经验”相结合，培育了系列村民精神，如“贪一罚万”的廉洁精神、“给一做二”的干事精神、“人人做义工”的奉献精神以及“良心秤”的诚信精神。这些精神在彭村蔚然成风，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得彭村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创建无邪教示范村、全国和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各级各类荣誉称号70多个。村史馆中的记录更让村民倍感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荣誉。

“我驻村这些年来挖掘到的历史故事，让我深刻感受到村史编撰的必要性、紧迫性。”珠海市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曹江镇党委副书记阮传孟如今已是“曹江文化通”，他向记者举起了曹江特产大头菜的例子。据《茂名县志》等记载，曹江镇一带自古（1000多年前）就有家家户户种植并盐渍腌制大头菜的习惯，而大头菜正是冼夫人前往建康（现南京）作战时带回岭南，继而又从岭南传到川渝等地，形成了现在的巨大产业。在阮传孟看来，讲好村史故事，不仅可以溯源到不为人知的历史，还能挖掘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和抓手，凝聚人心。

“要让《村民讲村史》成为乡村干部群众的‘案头书’，要让《村民讲村史》成为记录乡村巨变的‘见证者’,要让《村民讲村史》成为赋能乡村发展的‘资源库’，要让《村民讲村史》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活教材’。”这一目标正在岭南大地上成为生动的现实。

把课堂搬到岭南乡土大地上

“骊珠何处寻？高凉城外郭。为采荔枝奴，身向储良坡。”这四句朗朗上口的诗，出自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本科生熊思哲高州十日组诗之《步储良坡觅龙眼》。在高州十天调研村史的经历，令熊思哲激动不已，写下了一篇《诗行高州—〈村民讲村史〉高州行暨高州十日组诗》的文章，详细记述了团队调研的过程、所见所闻和行走在乡村中的切实感受，文辞朴素又十分动人，被不少媒体转发并引起热议。

今年暑假，像熊思哲这样大受震撼、收获巨大的学生不在少数。

“以往不少社会实践项目，更多是单向输出，并非村庄内生需求；而编撰村史是实实在在为村庄留下文化成果，如果村庄自行委托外部机构编修村史，往往需要高额经费，高校义务采编，相当于为村落免费留存一套完整的村史文本，是基层真正需要的文化服务。”有着多年乡村问题研究经验并牵头撰写《村民讲村史》编撰工作指南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重庆说道。

“按照工作指南要求，每一个村的采编小组最少要在村庄驻点工作5 天。5天是最低标准，想要挖掘更丰富的乡土故事，只有投入更长时间才会有更好效果。”在吴重庆看来，村史调研和往常进行的学科属性的乡村研究不同，并非只关注学科某个单独或某方面的问题。而《村民讲村史》的调研编撰则是全覆盖，全方位了解乡村的历史和现状。

根据每个村的实际情况，内容撰写框架被分为四大板块：村情村貌客观情况、村庄历史变迁大事迹、“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的发展故事、“村宝”资源，涵盖风物物产、民俗传说、能工巧匠、特色美食等，篇幅弹性设置为1万至5万字。“有的村庄史料富集可以写到5万字，有的村庄留存文字资料少，1万字同样合格，全省全覆盖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村庄。”吴重庆进一步解释。不仅如此，由于乡土史料散落民间，很多村庄没有族谱、碑刻、民间文书，大量历史记忆留存于村民口述之中。想要打捞这些记忆，就要找准不同访谈对象：如熟悉“百千万工程”建设的年轻村干部、了解改革开放前后村情的自然村小组长、掌握更早口传故事的村内高龄老人，还有退休返乡教师等群体，都是重要信息来源。“即便是代代口耳相传带有演绎色彩的传说，同样具备文化价值，应当予以挖掘记录。”

村村有史，方知来路；文脉永续，方赴远方。《村民讲村史》不只是一卷卷静态的乡土读物，更是新时代广东读懂乡村、赋能发展、传承文明的生动实践。将散落乡野的口头记忆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可活用的文字档案，万千村庄的个体故事，方能汇聚成南粤大地的时代长卷，既守住一方乡愁根脉，也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深沉持久的文化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岭南实践中，书写广大乡村的文化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