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确政绩观破除“合成谬误”

◎裴安琪（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教师）

◎余泽娜（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本文责编／张蓓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的集中体现，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干事创业，既要有担当作为的干劲，更要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检验，真正惠及民生、得到群众公认的实绩。

在治理实践当中，局部层面看似合理有效的行为，叠加到全局之后，却可能衍生出始料未及的负面后果，这正是经济学概念上的“合成谬误”。放到政绩领域来看，它表现为每个地方、每个部门从自身考核和局部利益出发，看似都在“积极作为”“争先进位”，但各项政策的叠加、指标的层层加码、任务的逐级增压，最终可能造成基层负担过重、急功近利、资源浪费等后果。

深入剖析“合成谬误”的表现、根源与破解之道，对于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进和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奋进“十五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合成谬误”在政绩领域的典型表现

“合成谬误”并非某个人的主观失误，而是一种系统性的集体行为偏差。在当前的政绩考核与工作推动机制中，它通常以四种形态出现。

第一，纵向传导的压力倍增和目标扭曲。上级制定的宏观目标本应发挥战略引领作用，然而在科层体系的目标分解与执行过程中，某些层级为彰显积极性，往往对原指标进行非理性的加码与攀比。单个层级的增量看似有限，但经多层级逐级放大与叠加传导至执行基层，演变为远超实际承载力与合理限度的巨大压力。例如，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拔高、环境治理标准的无限加严、安全稳定责任的泛化扩大等，均是局部理性扩张缺乏系统约束的表现，最终导致整体目标扭曲与执行走样。

第二，横向政策实行的合成悖论。各职能部门基于其法定职责与分管领域出台政策，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当多项政策缺乏有效协同地同时作用于同一区域、主体或群体时，则可能产生强烈的合成悖论，让执行对象陷入两难困境。例如，部分地方环保部门的减排限产要求、发改部门的增产保供指标、金融部门的降杠杆压力、税务部门的税收增收任务，各自“师出有名”、导向明确，却让企业无所适从，政策合力在微观层面相互抵消甚至彼此冲突，导致“碎片化治理”。

第三，检查考核的形式主义。为推动工作落实，各类督查、考核、评比、排名等是常用的方式。单个看，每一方式都具有其合理性，然而当多部门、多频次的检查考核叠加作用于基层单位时，便产生了巨大的“合规性负担”。基层大量行政资源与精力被迫消耗于应对检查、筹备材料、填写表格等“留痕”事务，而非解决实际问题、服务人民群众。督查考核的“善意初衷”在叠加中异化为基层难以承受的“形式主义重负”，损耗了治理效能，挫伤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第四，时序上的短期主义与战略透支。在任期制与短期考核周期的驱动下，部分决策者容易倾向于追求周期短、见效快、可视度高的“显绩”，而规避那些投入大、周期长、基础性的“潜绩”。长此以往，极易导致地区间同质化项目恶性竞争、产能结构性过剩，以及关乎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投入不足。这实质上是以牺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潜力为代价，换取任期内账面数字的繁荣，是一种典型的时间维度上的“合成谬误”。

政绩领域“合成谬误”的哲学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看，“合成谬误”的本质是机械还原论思维对辩证系统性原则的遮蔽，以及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这两个层面的纠缠构成了“合成谬误”生成的深层逻辑。

其一，方法论的偏差：机械还原论思维对整体性原则的遮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要“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系统观念在治国理政中的方法论意义，也是对机械还原论思维的有力纠偏。从哲学上看“合成谬误”首先源于方法论的偏差。机械还原论主张复杂系统可以分解为若干简单部分，理解了部分也就理解了整体。这种思维在政绩观领域表现为只要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争先”，整体就一定向好；只要每项指标都“达标”，全局就一定最优。然而，系统论揭示了一个根本原理，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涌现”效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当各地区过度竞争、各部门各自为政时，其相互抵消、相互掣肘的效应可能超过各自贡献之和。局部理性的无度扩张，如果没有整体逻辑的统摄，必然会演变为整体的非理性。

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从“还原论”思维转向“整体论”思维，善于从全局、从整体、从长远来看待政绩。

其二，价值论的错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做事动机并不那么纯正，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这正是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现实写照。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政绩评价的根本价值尺度是人民至上而非数字至上。

在政绩评价体系中，数字和指标本应是衡量治理效能的工具，但在实践中它们却反过来成为追求的目标。这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手段变成了目的，形式脱离了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揭示了这种逻辑——当人自己的产物反过来统治人时，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在政绩观领域，当干部为了追求“数字的华丽”而忽视了“人民的真实感受”时，治理行为就发生了解构，排名变成了目的，达标变成了终点，台账变成了成绩，最终成为“留痕主义”。

所以，只有回归人民至上这一最高价值理性，才能从根本上纠正价值论的错位。

破解政绩领域“合成谬误”的实践路径

避免政绩领域的“合成谬误”，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精神，从党性修养、方法论、价值论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在党性修养上，要以坚强党性从根源上杜绝政绩观偏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是正确政绩观的根本保证。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当深刻认识到个体的“积极作为”若缺乏系统协同，可能变成集体的“乱作为”；局部的“争先恐后”若缺乏统筹协调，可能变成全局的“一拥而上”；当下的“指标达标”若损害了长远发展和群众利益，不仅不是政绩，反而是劣绩。只有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方法论上，要坚持系统观念、从局部最优走向整体最优。破除还原论思维，必须建立政策协同评估机制，对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重大政策实行联合论证、并联审批，从源头上避免“政策打架”。要发挥各级党委的统筹协调作用，对可能出现“合成谬误”的领域及时预警纠偏。要健全信息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同时，要改革目标分解方式，采取“留白”式分解—在明确底线要求和核心目标的基础上，为基层因地制宜、探索创新预留合理空间，避免“一刀切”。

在价值论上，要坚持人民至上、让群众成为政绩的最终评判者。纠正价值论错位，必须将群众满意度纳入政绩考核体系，让“群众口碑”成为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要建立“基层观测点”制度，在决策前了解政策的基层可行性，在决策后跟踪监测落地效果。要大力精简检查考核，推行“综合查一次”制度，让基层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放出来。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对符合中央精神但因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完全达标的情况予以容错免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违规招商引资、搞地方保护、新官不理旧账等行为，及时批评纠正”，正是实事求是在制度层面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只有坚持党性过硬、人民至上、系统观念，才能真正实现从“碎片化治理”向“有机整体治理”的转变，使每一项政策、每一个项目、每一分努力都汇聚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合力，有效规避“好心办坏事”的治理陷阱，以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本文为广东省社科规划2024年度重点项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研究”GD24ESQ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