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岂能任性?“虚假政绩”该叫停了!
◎评论员/石静莹
◎本栏责编/刘龙飞

冲动决策。主创/黄燕嘉 石静莹
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职称,却被指“违规决策造成重大金融风险”——她就是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包惠。2026年10月1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她被开除党籍的消息。
通报显示,包惠“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党中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重要要求,违规决策造成重大金融风险,政绩观错位搞‘政绩工程’”“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商业银行改制、获取建设用地、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
包惠本人是管理学专业,其履历中与“金融”最直接的交集,是她在达州任职期间对地方金融机构组建的推动。包惠担任达州市市长期间,推动达州某银行组建挂牌;此后主政达州期间,又将打造全省次级金融中心、秦巴地区区域金融中心列为重点改革任务推进。
地方主官在推动地方金融机构组建或改制过程中的决策权,既可能被包装成“金融政绩”,也可能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把风险沉淀到地方金融系统里。
金融风险隐蔽、滞后、会传导,风险出现时,往往要由财政、企业和千万储户分担。
一名落马干部造成的“破坏”,并不等于他“装”进自己口袋的金额。这些风险造成的损失,不会出现在“受贿金额”一栏,却最终“造成重大金融风险”,根源在于政绩观错位,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决策的要求。
政绩观错位导致的重大损失,湖南省湘潭市委原书记曹炯芳案中同样有所表现。曹炯芳在明知财力不足、政府债务已进入风险预警的情况下,为“尽快出政绩”,违规推动融资举债实施大型项目,形成烂尾工程33个,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
如何防止政绩观错位演变为此类渎职犯罪?办法需要落在决策发生之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与权力任性滥用关联度很高,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从思想教育层面入手,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中明确列入了“科学决策”;从制度约束层面入手,202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终身负责制,对违规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这意味着,无论干部调离、提拔或退休,只要造成重大损失就必须倒查责任。
治理决策型渎职,重心正在从“事后追究责任”移向“事前在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同时约束”。
政绩观一旦错位,最先失守的往往不是廉洁底线,而是实事求是的底线——而这条底线一旦松动,决策的理性基础也就随之瓦解。守住这条底线,才谈得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网编:李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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