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创新实验室在广东
广东早已不只是“世界工厂”“世界市场”,越来越成为世界创新实验室。在货物贸易流动之外,另一种创新往来也越发频密。APEC经济体的研发机构不再只是把广东当作制造基地,而是把实验室、中试产线、临床验证和成果转化环节搬了过来
◎《南方》杂志记者/温柔 发自广州、深圳
◎本文责编/郭芳
今年2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一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广州举行,其间APEC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PPSTI)举行第27次例会。APEC PPSTI首席顾问尼古拉斯·布鲁克将粤港澳大湾区称为“生活实验室”—可以研发各类解决方案,涵盖健康老龄化、智慧生活、机器人技术等热点领域及迫切需要的技术。
再过不久,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开幕。21个经济体的代表将齐聚深圳,畅谈“开放、创新、合作”。创新是2026年APEC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之一,是亚太繁荣的动力源。
作为会议举办地的深圳,在全球科创高地版图上占据重要位置。202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第一。
实际上,广东早已不只是“世界工厂”“世界市场”,越来越成为世界创新实验室。APEC经济体的研发机构不再只是把广东当作制造基地,而是把实验室、中试产线、临床验证和成果转化环节搬了过来。
“诚邀广大企业家、投资家、科学家、创业者、劳动者到大湾区来、到广东来,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2026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上,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表示。
当跨国联合创新成为常态,广东如何打造APEC原创技术策源地?

创新为何“漂洋过海”
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几台工业辅助外骨骼机器人正在做新一轮调试。无须学习,穿戴上这套设备,它就能自动感知并判断辅助人体运动。
而这一创新成果正是从新加坡漂洋过海而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副教授喻豪勇团队研发。
“这些外骨骼机器人,可以智能自适应人体运动,协助康复患者进行运动训练,为劳动者减负,守护老年人居家自理。”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院长赵丹对研究院所孵化的创新成果如数家珍。
自今年3月接任院长以来,赵丹将一半的时间留给了粤港澳大湾区,只为做两件事——为新加坡的创新成果找投资、找场景。
202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在创院院长孟强院士及团队的大力推动下落地广州市黄埔区,由广州市人民政府、中新广州知识城管委会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三方合作共建,是中新两国科技创新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在赵丹看来,研究院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协同攻关,发挥各方优势,形成完整的创新链条。“研究院依托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其科研团队在前沿基础研究、核心技术研发和国际科研合作方面的优势,推动国际科研资源与本地产业需求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医院、企业等合作伙伴则提供临床需求、应用场景以及工程化、产业化支持,共同促进科研成果落地应用。”赵丹解释说。
“研究院还定期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到粤港澳大湾区看一看、走一走,加强双方的了解。”赵丹透露,近期研究院正在积极推进中试实验室的落地,助力创新成果跃出实验室。
作为医疗器械领域的头部企业,迈瑞医疗此前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广州创新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在新加坡和广州两地分别成立联合实验室,并明确在外科手术机器人、体外诊断、医疗智能体开发、慢病管理系统等领域,协同两地权威医院,共同开展跨境研发与临床合作。
“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实验室的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让技术真正落地临床,并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推广。”迈瑞医疗高级副总裁李新胜说。
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的落子轨迹,正是广东与APEC经济体联合创新的一个缩影。全国每4笔与APEC经济体的贸易,就有1笔落在广东。实际上,在货物贸易的流动之外,另一种创新往来也越发频密。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引进采埃孚华南研发中心、旭硝子高能显示研发中心等561家外资研发机构,研发总投入187.5亿美元。以深圳为例,活跃的外资研发中心已超过200个,研发人员超过3万人。
如今,落地粤港澳大湾区携手科研,正变成一种常态。
协同创新如何产生更大价值
从实验室到市场,中间横亘着概念验证、中试放大、注册审批等多道“关卡”。跨境联合创新如何突破这一道道“关卡”?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观察破题举措的最佳窗口。
2025年8月,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以下简称“国际总部”)正式入驻河套科创中心。依托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国际总部是落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的国家级综合领域成果转化平台。
自成立以来,国际总部已累计引进8个来自香港的生物医药领域项目在深圳孵化,涉及脑机接口、艾滋病治疗性疫苗、环肽药物、类器官等前沿方向。
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辰看来,跨境联合创新的价值,不仅在于汇聚不同地区的科研资源,更在于打通从科学发现、技术攻关到产业应用的关键环节,建立更加紧密的协同机制,让创新资源在协同中产生更大的价值。
香港是APEC的重要成员,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香港大学教授陈国樑领衔的脑机接口项目正是这一协同机制的典型样本。今年3月,该项目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完成首例临床验证,团队自主研发的导丝引导高密度柔性电极技术得到初步验证。目前,该项目已完成试验样机设计,并建设了近1700平方米的脑机接口GMP中试平台,为后续技术研发、产品验证和成果转化提供支撑。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科研团队发挥前沿技术研发和核心技术攻关优势,深圳则为技术验证、资源集聚和产业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刘仁辰介绍,国际总部探索建立了项目经理人制度,配备专属项目经理,围绕项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资源对接和转化服务。目前,国际总部已推进21个项目立项、设立3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我们将继续探索建立更加稳定的跨境联合科研合作机制,在项目组织、资源投入、成果评价和利益共享等方面加强衔接,推动合作从单个项目对接向长期稳定的协同创新发展。”刘仁辰表示。
当前,“大湾区研发、区域制造、全球市场”的新分工正在形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共生”,与APEC成员经济体的创新合作,迎来一次次升级。如今,全球创新链上最活跃的一环,在这里日夜运转。
一线故事
粤港澳大湾区助力跨越创新“死亡谷”
讲述者: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院长赵丹
今年3月,我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院长,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和创新发展。这段时间以来,每个月我都会从新加坡飞来广州,跟踪研究院项目的进展、走访一些广州黄埔区的企业。
实际上,研究院不做传统意义上只发论文的基础研究,我们扮演着创新成果孵化器的角色——把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们已经完成概念验证、有产业苗头的项目,推到黄埔区的产业场景里,跨过最惊险的创新“死亡谷”。
跨境联合科研最大的壁垒是“找需求”。企业遇到技术瓶颈时不知道该找谁来攻关,教授们也无法挨家走访企业。所以我们要搭建一个互信的渠道和平台,让科研成果和企业需求成为一个闭环。
比如,今年7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携手清华大学医学院举办创新科技大会。来自新加坡、北京、上海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顶尖学者、政府代表、产业代表及临床专家齐聚广州,构建了一个“政产学研医投”深度融合的交流合作平台。
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的不少时间都花在了走访企业上。只有带着企业需求,科研才能落在实处。在走访中,我发现大湾区不少企业还有大量创新人才培育的需求。有些企业甚至要求我们将企业技术难题形成博士培养的科研课题。目前,已经有近百名博士生通过研究院奖学金项目到新加坡培养,毕业后他们将反哺回到黄埔区工作。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力量的新成员,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越过海洋,落在这片发展热土上。
网编:李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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