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务实 忠诚担当——党史上的群众路线
1958年7月,周恩来在新会视察工作
群众路线产生于党的初创时期,形成于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南方》杂志记者/石静莹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张蓓蕾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产生于党的初创时期,形成于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好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关于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路线,是无比宝贵的科学总结。
经过一百年的探索与阐释,群众路线的内涵与实践方法,逐步深入、逐步丰富、逐步发展,凝结了全党的集体智慧。
群众路线是结合实际工作的创举
“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党的三大之后,国共合作开始,中国共产党力求把国民党改造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把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希望和期待寄予国民党,致使工作走了弯路。基于这样的经验教训,党的四大确立了正确的群众观,使党的二大提出的“群众党”有了明确指向。
1927年10月至1934年10月,是我们党领导军民开展井冈山革命斗争和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重要时期。
在此期间,党对如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艰辛探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这是毛泽东1929年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语言平实近人,通过红四军的宣传,普通群众感到亲切自然,便于群众背诵、传播。
1929年6月,在根据地土地革命过程中,党制定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政策,得到了闽西、赣南各地的响应,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
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
1933年11月,毛泽东等深入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等革命根据地,调查当地的“扩红”、优待红属、生产支前、文化教育等情况。
到群众中去,深入地调查,这样的工作方式,更能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作出调整,以保证群众工作的正确开展。
在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首先对群众路线进行了理论形态的表述。1934年1月,在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系统完整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且阐明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步骤,分析了正确领导方法的全过程以及各个环节。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群众路线是走向胜利的保障
上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形成了更加融洽的党群关系,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党员群众心手相连、同甘共苦,形成了团结抗战、共创幸福生活的良好景象。
当时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逐村调查研究,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开展工作,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捐、抗税、分粮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各级民主政府。
这一时期,党员干部发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人民公仆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密切党群关系的工作经验。
群众路线的实践,还体现在对群众不同意见的包容上。
当时,边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得到了大多数贫农的支持,然而在具体执行中也使一些土地出租户遭受了损失。《解放日报》1942年4月5日特意刊发了一篇群众来信,题目是《我要加租》:“现在一垧川地(菜地)的收益,至少值三千元以上,我要向佃户收回,佃户不肯。要加租,又不肯,向边区政府交涉,也没有结果。放着自己的土地,自己却不能使用。”这样的不同意见不仅得以发表,而且文后还附上了耐心的法规政策解释,打消了群众的疑虑。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发挥、发展、丰富。
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期间,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依靠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敌人日夜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并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断作出对中原战略区域各项工作的具体部署和指示。在大别山反围攻的第一个月里,邓小平就指挥大别山军民歼灭敌正规军及土顽1.5万余人,先后收复县城10余座,取得了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重大胜利。
邓小平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它作为争取群众的重要保证。进入大别山后不久,刘伯承、邓小平共同起草了一份《粮草通知》,要求部队征集粮草一定要给钱,未付钱的要打借条。
邓小平非常重视群众工作、群众纪律,认为这是大军能否在大别山站得住脚的关键。
依靠群众,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
群众路线是不断发扬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规模经济建设等等,都需要依靠人民群众,坚持群众路线。
中共八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因此,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2年来贯彻群众路线的经验教训,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更加明确的概括,并把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放在一起,进行了进一步深化与概括。
《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既科学回答了党的工作“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又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是党的群众观点和党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高度统一,构成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了关于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以身作则,坚持群众路线。
1958年7月,周恩来在广东新会视察。周恩来特意嘱咐地方负责人:“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在礼堂作报告时,群众很热情,但却有不少被拦在会场门外。周恩来笑问:“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多次讲过,农村改革不是他的发明,是人民群众的发明,他的作用只是把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总结出来,推广开来。
建立经济特区也离不开坚持群众路线。
习仲勋刚刚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些农民抛弃家乡,逃到香港打工去,成为一种风潮。
习仲勋带着省委的同志,深入农村,开座谈会,了解情况。随后,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划出一块地方,给予特殊政策,建立经济特区,迅速把经济搞上去,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搞上去,从根本上解决“逃港风”问题。
中共中央同意习仲勋的意见,经济特区应运而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们党在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将群众观点、群众工作方法、群众工作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独特、独有、独到的政治优势和工作作风,将永远是我们党宝贵的财富。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