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榴：历史永远是现实的先生

　　◎《南方》杂志记者／刘艳辉 黄曦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殷立飞 统筹∕李焱鑫 林若川

　　曾庆榴，1945年生，广东连南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著名党史专家。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广东省政协第九届和第十届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著有《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广州国民政府》《走出历史的困谷》《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等著作，主要论文有《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述论》《历史迷雾中的廖仲恺案》等，主持编撰《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参与撰写《中国大革命史》及编撰《广东革命史辞典》，参与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黄埔军校》，任总撰稿。

20世纪70年代，曾庆榴（后排右三）初来党校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曾庆榴在党校讲台上讲授中共党史课程

　　日常生活中，曾庆榴是步履不停的健行者。如今他保持着每日万余步的记录，一年下来，相当于从广州走到北京。

　　党史研究中，曾庆榴亦是一位笔耕不辍的健行者。他在中共党史、广东地方史中跋涉半生，以多部权威著述引领广东党史研究，至今仍躬耕于黄埔军校史的“自留地”中，淡泊自甘。

　　曾庆榴说，历史永远是现实的先生，可为实践者、改革者、思索者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而党史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要为社会提供可信可读的历史。

　　建党百年之际，他手头上的《广州大革命史论丛》《黄埔军校史》即将付梓。

曾庆榴与著名历史学家丁守和合影

　　“到黄埔去”

　　1924年，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广州兴起，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遍全国，“到黄埔去”的号召动人心弦。历史文献纪录片《黄埔军校》中，蒋先云、徐向前、李运昌、赵尚志、刘志丹、周士第……一个个有志青年从四面八方报考黄埔军校的故事令人热血沸腾。

　　许多年后，“到黄埔去”也成了该片总撰稿曾庆榴的真实写照。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曾庆榴就注意到，彼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军事史的著作都对“红色黄埔”着墨不多，而黄埔军校史内涵丰富、特质鲜明，研究中共党员和党组织在黄埔军校的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924年至1927年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藏龙卧虎之地，被称为‘红色黄埔’，或‘赤黄埔系’，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广东党史，不应忽略这一块。”曾庆榴决心响应“到黄埔去”的号召，开展黄埔军校相关研究。

　　黄埔军校在广州举办了六期，据估算至少有800名中共党员在其中工作、学习。但在已有史料中，并未发现中共党员的原始名单，再加上学制较短、教职员和学生流动性很大、党组织处在秘密状态等原因，想弄清楚黄埔军校及军队系统中党组织和党员的情况，如大海捞针。

　　曾庆榴别无捷径，靠的是“笨功夫”。他一方面长年累月泡在黄埔军校的历史资料中，广泛搜罗、系统阅读相关材料，亲手抄录卡片、作札记。另一方面尽可能多接触知情者，对一些教官、学生及亲属进行访谈，并通过经常参与学术交流活动结识大批同道中人，获得不少宝贵线索。此外，他还多次沿着黄埔军校教官、学生的足迹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进一步发掘史料、加深认识。

　　1982年，曾庆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黄埔军校的论文。又经过20年酝酿，2002年正式动笔写作，用两年多时间完成30万余字专著《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书中涉及430余名有名有姓、在黄埔军校前六期工作学习的共产党人，均是曾庆榴从各种资料中一一查找考证而来的，这部著作以搜集史料之广、辨认人数之多、提出观点之新，获学界称许。

　　广东省委原常委、广东黄埔同学会名誉会长杨应彬通读书稿后深受感动，在序言中写道：“作者倾注许多心血，从事发幽显微、提要钩玄、匡误正谬的工作，拨开岁月的迷雾，使得许多几乎淹没、消失的史事重现纸上，是这本书的主要特色之一。”

　　该书出版后的10年间，曾庆榴又不断“重返”黄埔军校史，把它当作“自留地”，甚至为此提前退出领导工作岗位，全身心投入研究之中。

　　凭借求真务实、坚持不懈的考证，2013年《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修订本出版时，其涉及的中共党员已增至近600人，篇幅增加了10万余字。

　　从史实求史识

　　历史学是求真之学，其中史料的搜集整理、去伪存真至关重要。曾庆榴执着于史料搜寻等工作，极少假手于人，始终遵循“从史实求史识”原则，为破解许多“历史之谜”留下别具匠心的“底稿”。

　　1983年12月，著名历史学家李新教授、刘桂生教授应邀到广东省委党校讲学，曾庆榴全程陪同。一次学术交流中，李新提及廖仲恺被杀是历史上一大悬案，应当将有关材料收集起来，作通盘研究。这句话曾庆榴铭记在心。

　　20多年来，他广泛搜罗“廖案”有关史料。2009年，近两万字的论文《“廖案”能见度》发表，其中仅资料引用就达40余处，用力之深可见一斑。

　　在广东党史中，193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之前遭到极大破坏、活动陷入停顿的广东党组织得以重建与恢复。但如何重建，什么人促成重建，相关研究较少，一度被认为是广东党史的“未解之谜”。

　　曾庆榴经过多年资料收集和潜心研究发现，“一二·九运动”前后出现的广东抗日青年群体，不仅在整个革命运动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于广东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举足轻重，为党组织“重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曾庆榴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走出历史的困谷——广东一二九青年的群体走向与党组织的重建》一书，从时势变迁、青年运动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入手，解开广东党组织如何走出困境的谜团。

　　1996年，正值北伐战争70周年，叶挺诞辰100周年，曾庆榴结合历年来阅读军队和战争方面的史料，以及利用各种机会实地考察，写成了史料翔实、观点鲜明的专著《铁军风采——叶挺独立团述论》，填补了北伐战争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面空白，其中“甚至对名不见经传的士兵，班排连长也有考证述略”。

　　“对史料的执着追寻，只能说我在历史这个行当一干数十年，积习难改。”甚至某年夏天曾庆榴到国外探亲期间，还在千方百计寻访一批有线索但尚未浮现的史料。在曾庆榴捐赠给广州图书馆的3044种图书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他这样日积月累所留下来的。

　　海量的史料挖掘整理，赋予曾庆榴通史的眼光。他的研究大多聚焦特定时段与地区的历史问题，但不自我设限，而是将视野延伸扩大，从总体和宏观上把握、处理具体问题，因此常能够“小题大做”，把一些“地方粮票”写出普遍意义。

　　他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总结为十六个字：南北关系、南方政权、国共关系、国民革命。“这几个问题既是全局性的，但主要发生在广东，也是地方性的。既与民国史有关，也与中共党史有关，特别是与广东党史有关。”他说。

　　沿着这一思考方向，他先后编著了《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广州国民政府》《周恩来与广东》（主编）《铁军风采》《走出历史的困谷》《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述论》《国民革命与广州》等著作，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

　　从文笔到史笔

　　在众多史学家中，曾庆榴对顾颉刚最为推崇。巧合的是，他们都曾有弃文从史的经历。

　　中学时，曾庆榴是个爱读巴金、茅盾、郭沫若、李劼人作品的文学青年。当时教语文的陈得绍老师，1949年中山大学毕业，擅教古文、古诗词，对他影响颇深。

　　1964年夏，曾庆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从此告别文学梦想，踏上历史学习、教学、研究之路。即使身处动荡年代，也未动摇求知渴望。

　　1966年，他与系里4位老师、6位同学组织“中山大学历史系长征队”，利用外出串联的机会进行田野调查。4个多月时间，他们翻山越岭、走家串户甚至下井挖煤，足迹遍及粤赣湘三省，一路走一路访谈、调研，记录了不少史料。

　　他们还编有一份题为《踏遍青山》的油印小报，刊登沿途见闻和观感。曾庆榴36斤的背包里，装有蜡纸、钢板和油印工具，写作、编辑、印刷、散发都在路上进行。虽然这份油印小报一页也没保存下来，但这段难忘的经历，为他上了党史革命史的“第一堂课”。

　　1969年，正在江门鹤城参加劳动的曾庆榴，被借调到广州参与筹建农讲所纪念馆工作，除参与陈列布展，他有机会到延安、西安、重庆、遵义和贵阳等地参观访问、征集展品，其间曾对毛泽东警卫员贺清华、齐吉树，原延安地委书记土金璋进行访谈。

　　无论是串联路上的“第一堂课”，还是农讲所里的有益训练，都成了曾庆榴史学实践的重要起点，使他一步步实现从“文笔”到“史笔”的转变。“我这个乡下仔，似被一种空灵之力左右着，走向了一个和自己的禀赋与能力并不相称的从业领域。”他说。

　　常年养成的阅读写作习惯，为他的“史笔”带来厚重的人文底色，传递出深沉的人文关怀。面对黄埔岛，他发出感慨：“一座小岛牵连着一个时代。”想起“一二·九”青年群体，他信笔写道：“他们的言行和所撰写的文字，有着凝重的历史感，总是体现着、流淌着岁月的尘影。”谈到历史的魅力，他深表叹服：“在客观历史面前，再有天赋的作家，也显得渺小和笨拙。我们当然很尊重作家，我的感受只是历史永远比小说耐看，比戏深刻。”

　　专心致志“写本子”

　　曾庆榴将修史称为“写本子”，主持广东党史研究多年，他以“写本子”为己任，将“可信可读”四个字奉为圭臬，并且身体力行。

　　1978年至1993年，曾庆榴历任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教育长、副校长。教学之余，他投身《广东革命史辞典》编撰等工作。大到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沿革，小到某次会议、某个具体人物……为一一敲定词条，他与同事走遍全省，也摸清了全省党史研究情况。

　　1994年，担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后，曾庆榴把编撰《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在长期征集史料基础上，带领同事撰稿、讨论、修改、统编和校对……耗时4年多，用65万字篇幅比较系统、完整、全面地反映了广东党组织自1920年至1949年近30年的革命历史，对于广东党史研究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特地致函，对该书出版表示祝贺。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翔尽准确地占有史料，将地方党组织的历史活动放在20世纪国内外大环境中去考察，客观分析与地方党史相关联的方方面面问题，正确叙述和评价党的历史，努力做到据实而录，言必有据，审慎为文，努力写成可信可读的一本书。”曾庆榴说。

　　曾庆榴希望全省各地都能够写出本地的党史，努力留下“可信可读”之作，并多次深入梅州、惠州、汕头、韶关等地指导推动。

　　在曾庆榴看来，党史要实现“可信”，就必须在写作定框架之前，通过深入调研、写专题文章把史实弄清楚。这样写出来的内容才能站得住脚，经得起时间检验，而不能想当然或以论代史。“可读”则是对史笔的更高要求，历史其实可以兼具思辨魅力与文辞之美，“特别是那些有通识的作者、有独到的眼光而观察入微的作者，他们写出的东西就很可读”。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为专心致志研究与写作，近几年曾庆榴给自己定下“三不”原则：不讲课、不出镜、不参加广州以外的活动。曾有人问他：你读的是历史，将来坐得住冷板凳吗？曾庆榴答道：冷板凳总是要人坐的, 只要这板凳值得坐。

　　如今，全党正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曾庆榴的紧迫感更强了。他最大的心愿是早日完成黄埔军校史的相关研究，为更多年轻后辈读史、学史、治史提供参考和借鉴。

　　对话曾庆榴：党史研究要用好“望远镜”“显微镜”

　　作为广东地方党史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曾庆榴同时又是一位真诚勤勉的修史人。多年来，无论教学、研究还是撰书，他都用独有的历史洞察力和细节捕捉力，一手一足、一砖一瓦修筑起广东地方党史研究这座巍巍高楼。

　　党史研究要把握“粗”与“细”

　　南方党建研究院：百年党史卷帙浩繁，您为何对国民革命和黄埔军校史更情有独钟？

　　曾庆榴：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做广东地方党史时，发现过去好像不太重视研究黄埔军校的问题。搞广东党史的同志认为这不是我们的范围，搞军事历史的人觉得应该从八一南昌起义算起。我觉得这一块应该做一下。

　　1927年中共五大时，广东党员人数接近1万人，其中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过的，有材料说有1500多人。现在我用一种笨办法，逐个查证，已经查出来有名有姓可考的就有600多人。这说明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党员到黄埔军校工作学习过的比例很高，其中重要人物也很多。所以我就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南方党建研究院：党史研究，收集、整理和查证材料究竟有多重要？

　　曾庆榴：这些年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凡是见到有用的资料就留心抄下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廖案”能见度》，这是我在查阅《广州民国日报》时，看见当年报纸上公布的案件审判材料，就把材料抄下来。这些资料如果平时不留意，等你为了写文章再去找，往往就来不及了。

　　还有就是不能假手于人。只有自己亲手找到的材料，才能入心入脑。这个过程中对材料进行甄别与思考，也只能自己来做。我跟学生的关系，不是我要他帮我找东西做事情，而是他来问我这个材料在哪里、怎么找。

　　南方党建研究院：您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令人惊叹，但党史研究也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此应该怎么理解？

　　曾庆榴：我们讲历史也好，党史也好，都要带着两套工具：一个“望远镜”、一个“显微镜”。

　　我们带着“望远镜”，就是要用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抓住主流主线。而唯物史观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党史上不少事件，宏观的大的发展脉络没错，但仔细一看就容易出问题。很多是很小的细节，这时候需要的就是“显微镜”。

　　党史工作应该要做到“时粗时细”。比如我们要讲课、写文章，往往受限于时间和篇幅，就要抓住重点，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精神讲好。如果是深入研究党史，就要十分注意细节问题。

　　好的党史要既“可信”也“可读”

　　南方党建研究院：您编撰的几部书都是广东地方党史的权威之作，在修史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和心得？

　　曾庆榴：我到省委党史研究室当主任后，前后花了4年多时间把《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写出来。不久前出版社要重印这本书，我从头到尾把书又看了一遍，自我感觉总的来说还是好的，站得住脚的。

　　我认为，一部好的党史必须坚持“可信可读”这四字原则。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主要的责任就是要给社会提供可信可读的党史材料。

　　首先是可信，这是相当难的。对同一件事，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就会产生争议。所以我要求写作定框架前，一定要把事实真相弄清楚，弄得不好的话就会打乱仗。

　　这个过程有几个步骤，首先是调研，再一个是写专题文章。我常说，写专题文章是写本子的练兵。通过写专题文章，你就进入了这个研究领域，就会不断发现历史空白点，然后通过史料征集、查证等等，一个一个消灭空白点。

　　党史也要可读。老一辈史家讲，写文章有文笔、史笔、论笔。文笔是文学家创作之笔，史笔是史家叙事之笔，论笔是理论家论述之笔，三支笔是有区别的。党史也要有论，但议论太多没有证据，或者论多于证，就会空洞。写史要条理清楚，文字简练。

　　南方党建研究院：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很多地方都开始重视对党史的挖掘和整理。当党史成为一门“显学”，您怎么看？

　　曾庆榴：我认为，研究、宣传、学习党史很重要。党史工作不只是党史部门要做，其他部门都要做，比如宣传、教育、史志、文博、报刊，都应在宣传党史、学习党史的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党史工作者的主要职责，是努力为党内外学习党史提供可信可读的本子。

　　广东党史的特点是早、大、长

　　南方党建研究院：您怎么评价广东在百年党史中的贡献和作用？

　　曾庆榴：广东党史的特点是早、大、长。这句话是任仲夷说的。党组织成立早，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多，坚持斗争时间长。

　　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就已开始实践并积累了一定经验。统一战线，是从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开始的，三大是开统一战线先河的大会。武装斗争，大革命时期只有广东党组织从事武装斗争。广东搞武装斗争是从周恩来开始，我们党参与创办军校，组建铁甲车队，后来又有叶挺独立团，这是共产党人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党的建设，中共广东区委很早就注意抓党的建设，办党校、办党刊，这些都是广东的创造。

　　南方党建研究院：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委在党的建设方面做出很多探索，具体有哪些？

　　曾庆榴：广东区委，一个特点是党员人数多。到1927年中共五大，全国共约6万名党员中，广东党员将近1万人，比例很高。另一个是管辖范围广，除广东、广西外，还有福建、云南和南洋。再一个就是主持广东区委工作的干部力量比较强，从周恩来到陈延年到张太雷等等，都是党内很重要的干部。

　　广东开展党内教育很早。1925年初，陈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时，区委就提出要办党校、团校。区委对党内教育，尤其是纪律教育是十分重视的。设负责纪检工作的“监委”，是广东区委的首创。区委对违纪党员给予了处分。尤其是中山舰事件以后，及时对一些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动摇的党员进行了处理。

　　还有就是办党刊。一个是对外宣传的《人民周刊》，张太雷主编；一个是内部刊物《我们的生活》，陈延年撰写发刊词。增强理想信念、锤炼党性等内容，都在党刊里有所体现，这说明广东党建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南方党建研究院：您提到《人民周刊》等，今天的《南方》杂志正传承着广东党刊的百年红色文脉，如何总结、评价广东党刊的历史作用和历史经验？

　　曾庆榴：当年“黄埔同学会”要办一个刊物。蒋介石对其编辑说，你们可以看看《人民周刊》，照它的样子办。这说明《人民周刊》办得非常成功，影响力很大。《人民周刊》之所以成功，在于这家期刊掌握大势，抓住中心，撰稿者多为党、团负责干部，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生动，富有战斗性等等。《我们的生活》是内部刊物，主要是交流党内活动信息等。《人民周刊》《我们的生活》各有分工，这些组稿、办刊的经验，对今天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