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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坝战役的不朽精神

2021-09-22 来源:南方杂志 作者:朱立

南昌起义浮雕

八一起义军前敌委员会旧址(长汀)

三河坝战役纪念园,每天前来参观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

  ◎朱立(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广东省党史宣讲团成员、三河坝战役纪念园特约研究员、三河坝干部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责编∕张蓓蕾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军3000余人,在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一带,与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两万之众,展开了三天三夜的激战。仔细研究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我们会感受到有一种巨大无比的力量穿越时空。

  服从大局、敢于担当的精神

  南昌起义的时候,朱德并不在核心层,因为他率领参加起义的部队只有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500人都不到,只能算是一个营。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配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聊天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他听从安排,认真落实。

  起义军南下的时候,朱德的任务就是在前面开路。因为前面阻挡起义军的基本上都是滇军,他当过滇军的旅长,所以叫他走在前面,让滇军把路让开。他二话不说,一马当先。朱德后来回忆道:“我从南昌出来就走在前头,带了两个连的人,有一些学生,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又是先遣队,又是粮秣队。”

  南昌起义时和起义后的一段时间内,朱德不在核心层,作用确实有限。周恩来后来谈及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但是,到了三河坝,主力继续南下,朱德被留下来殿后。阻击敌人,掩护主力,敌强我弱,凶多吉少,他义无反顾地担起了指挥重任,这就是共产党人朱德!

  与朱德一起留下来的还有第九军的军官教育团。这支400余人的队伍,大部分是年初才从江西各地招收来的青年学生,战斗力有限。他们很清楚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但是毅然选择了服从。

  追求理想、奋不顾身的精神

  朱德参加南昌起义是做足了思想准备的。1922年,他已是云南省警察厅厅长,不仅把原来上学家里的欠债全部还清,将原来抵押出去的房产也全部赎了回来,而且还给父亲买了祖坟,把全家从仪陇接到泸州,算得上春风得意,富贵荣华。但他后来把这一切都抛弃,决心追求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员还不到100人),国内入不了党就找到国外,如此执着,非常人所能。从三河坝阵地撤出来之后,部队面临着崩溃,在茂芝会议上有人说:“主力都散了,我们还留在这干什么?散了算了!”朱德站了起来:“不能散,我们还有人、还有枪,有人有枪就有办法!” 陈毅曾经回忆:“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当时,陈毅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践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从此,王尔琢蓄起了胡须,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许光达是在三河坝战斗中死里逃生的。1927年7月底,他接到地下党组织通知:速去南昌,参加起义!他与数名战友晓行夜宿,跋山涉水走到南昌时,起义军已经开往广东。接下来的途中常遇散兵游勇,悲观气氛弥漫,但他毫不气馁,坚持追寻部队。有人问他:“起义已败,知道吗?”答:“知道!”又问:“为何还追败军之师?”答:“虽败犹荣!”又问:“这不是去送死吗?”答:“死而无憾!”

  他们缘何这样执着,信仰使然也!

  投入三河坝战役的将士有3000多人,撤出阵地到达茂芝时还有2000余人,其间10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25师参谋处长游步瀛,湖南邵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他与73团指战员一道,坚守石子岽阵地,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1927年10月3日的战斗最为激烈,他腹部中弹,伤势严重,被抬到福建平和县时牺牲,年仅24岁。

  25师74团团长孙树成,江苏铜山人,早年赴北京就读,大学毕业后投考军校,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中共党员。在东文部阵地上,他指挥全团抗击由对岸旧寨村冲过来的敌人的疯狂进攻。接到撤退命令,部队转移到湖寮境内的河腰地带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

  25师75团副团长张堂坤,浙江平湖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1925年入党。在与敌人的正面搏斗中,团长孙一中身负重伤被抬下阵地,指挥的重任落到他的身上。他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杀得敌人丢盔卸甲。完成任务退出战斗时,为了掩护战友突围,张堂坤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4岁。

  75团3营营长蔡晴川,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中共党员。战斗打响后,他率领的3营一直处在阵地最前沿,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1927年10月4日凌晨,主力已经向东南方向的百侯转移,成千上万的敌人攻了上来。蔡晴川率领200多名官兵,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甩尽最后一枚手榴弹,端起刺刀,跃出战壕,与敌人展开肉搏,全部壮烈牺牲在笔枝尾山上。

  临危不惧、沉稳应对的精神

  朱德在三河坝担起重任,有点像电影《集结号》中张涵予出演的主角谷子地。当时,前委并没有明确阻击掩护多长时间,更谈不上交待如何撤退,撤到哪里。但朱德就是朱德,他不是谷子地。战斗打了三天三夜,起义军面临着弹尽粮绝、陷入重围的危险境地。朱德判断主力这时应该占领潮汕了,果断做出撤出战斗的决定。怎么撤出?没人指示,他命令:夜间行动,梯次撤退,交替掩护。

  真是不敢想象,如果朱德一味等待前委指示,死打硬拼,会怎样?如果朱德压不住阵势,乱了方寸,又会怎样?南昌起义这最后的“火种”还能保存下来吗?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三河坝战役朱德脱颖而出,是中国共产党的幸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幸运。

  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

  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但仰望星空,而且脚踏实地。

  从三河坝到井冈山,条件之恶劣,环境之艰苦,我们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1927年10月中旬,起义军到达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时候许多官兵悲观失望,纷纷离队,部队即将崩溃瓦解。朱德召集军人大会,说明当前形势和今后前途:“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不勉强,可以回家,但枪要留下。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是黑暗的,但也是暂时的,中国革命也会有个1917年的!”朱德的一番话,像夜色中的明灯,照亮了人们前进的道路。陈毅、王尔琢等人站起来积极响应,坚定了大家的信心,有800多人自愿留下。

  1927年10月下旬,起义军到了江西的大庾县。朱德、陈毅、王尔琢组织部队干了两件事:一是压减层级,方便指挥,撤销了军、师、团建制,把剩下的800余人编成一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机枪连;二是强化党的领导,重新登记党员,成立党支部,吸收新党员,统一调配,派遣到连队担任指导员。粟裕在《激流归大海》中这样写道:“这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1927年11月上旬,起义军队伍到了江西崇义县的上堡。部队在官兵中开展纪律教育,使大家懂得“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没有纪律是不能存活的”。朱德在滇军训练过新兵,又在南昌当过军官教育团团长,对于军训相当在行。他亲自为部队授课,明确提出,“指挥员必须重视侦察,情况不明,不能交火;士兵提高军事技能,作战尽可能贴近敌人,有可能击中目标时再开枪;进攻时把一字队形改为人字队形,梯次展开,减少伤亡”。

  从此以后,起义军开始转入正确方向,“避实击虚”的游击战、运动战思想开始萌芽。朱德回忆:“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有出路。”这个出路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中国革命不同于“十月革命”,它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朱德、陈毅率领从三河坝撤出来的部队到了湘南后,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于1928年初发动了起义,先后取得彬县、永兴、资兴、耒阳、桂阳、安仁6县的暴动胜利,成立了6个县级苏维埃政府,83个区级、740多个乡一级的苏维埃政权。在此基础上,还成立了湘南的苏维埃政权。他们在占领地区“插标分田”,不仅把土地革命的口号付诸实施,而且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为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迈出了坚实步伐。

网编:陈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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