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杠”专家李鸿生

2003年，广州市潮州八邑会馆旧址揭匾仪式上，李鸿生（前左一），与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前右一）、著名学者杨樾（前右二）、省社科院原院长王致远（前左二）合影

　　◎《南方》杂志记者∕刘艳辉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李焱鑫

　　李鸿生，1943年8月生，广东汕头人，省社科联研究员，现任广东老教授协会监事长。曾任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广东社会科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曾兼任广东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广东丘逢甲研究会会长，广东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著述或参与主编、编撰有《丘逢甲研究》《丘逢甲集》《潮汕史稿》《简明中国通史》《广东百科全书》《金应熙教授纪念文集》等。

　　1984年12月26日，梅州蕉岭万人空巷，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为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前来祭拜丘逢甲，瞻仰其故居。

　　如此隆重的纪念活动，当时在国内是破天荒的。更有历史性意味的是，在此前的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经过热烈讨论形成共识：丘逢甲是近代中国杰出爱国志士、卓越的教育家、著名诗人。这一高度评价，使人们对于丘逢甲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有了全新认识。

　　当时的李鸿生刚步入不惑之年。他四处奔走联络专家、组织论文的身影，串联起了日后一系列有关纪念丘逢甲的学术活动，将丘逢甲研究推向高潮。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李鸿生始终不曾远离学术活动。回望半生学术生涯，李鸿生较之于纯粹的历史学家，更像个“杂家”，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标签：学历史出身，受教于多位社科名家；投身丘逢甲研究，推动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成百余个学术团体，频频现身各类学术活动中……这些标签共同组成“斜杠”专家的人生底色，见证了其为繁荣发展广东社科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为丘逢甲正名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1896年，《马关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爱国志士丘逢甲身处大陆，遥望台湾，悲愤写下这首《春愁》，把深沉的家国情怀融入字里行间。

　　在此一年前，抗日护台失败的丘逢甲，内渡大陆，期待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回到祖籍地广东后，他积极投身兴学育才、教育救国之中，通过创办新学培育了不少仁人志士，成为近代中国有影响、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在台湾，有专门以其名字命名的逢甲市、逢甲大学等，足见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丘逢甲卷饷廿万”等伪史料影响，内地对丘逢甲颇多争议，历史评价不高。李鸿生依稀记得，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时，许多版本的史书对丘逢甲有过只言片语的描述，大意为：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侵占中国台湾，丘逢甲组织本土士绅武装抗日，战败后挟款廿万内渡大陆。但个中真相究竟如何，当时广东史学界鲜有学者专门研究。

　　改革开放后，海峡两岸交流日益频繁，重新评价丘逢甲呼声渐高。1984年是丘逢甲诞辰120周年，广东准备通过举办系列纪念活动，为丘逢甲作出正确评价定位，促进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因此，于1983年成立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筹备领导小组。在省社科联任学会工作处处长的李鸿生，负责学术论文的组织工作。

　　198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李鸿生意外接到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约他面谈的电话。在杨应彬办公室，杨应彬叮嘱他：“过去我们受‘左’思潮影响，对历史人物评价欠公允。省社科联应该好好组织广东历史学会、广东语文学会、广东教育学会的专家认真研究，写出一批有分量的论文，给丘逢甲先生以公允评价。”

　　在杨应彬的引导和影响下，李鸿生结缘丘逢甲研究，与北京、山东、上海、广东等各地专家一起考辨、研究。经过一年努力，征集学术论文41篇。

　　1984年12月，广东顺利举行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大会、学术讨论会以及纪念活动。与会专家学者深入研讨，一致认为丘逢甲是近代中国杰出爱国志士、卓越的教育家、著名诗人，终于为丘逢甲正名。

　　自此，内地的丘逢甲研究渐成气候，引起学界重视。纪念丘逢甲诞辰130周年、135周年等学术研讨会接连举办，广东丘逢甲研究会成立，《丘逢甲研究》《丘逢甲集》等著作得以出版。

　　以此为契机，海峡两岸丘逢甲研究交流也翻开新的一页。20世纪90年代，台湾先后举办“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研讨会、“丘逢甲、丘念台父子及其时代”研讨会，李鸿生均被邀请出席。与此同时，台湾丘氏后代和相关学者，积极参与广东举办的相关活动，丘逢甲的孙女丘棣华更是前后出资470多万元，资助蕉岭教育事业。

　　关于丘棣华与李鸿生，还有一则轶事。1996年，丘棣华听闻《丘逢甲研究》一书出版遇到资金问题，在广州专门与李鸿生会面，向他了解出书需要多少资金。李鸿生二话没说，转身跑到广东人民出版社问好价格，回来如实告诉丘棣华。“办事靠谱、讲话算数的小李”，给丘棣华留下了特别印象，此后她每回蕉岭祭祖或考察，都会邀请李鸿生一同前往。

　　这部由李鸿生和他的老师吴宏聪主编的《丘逢甲研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又一部丘逢甲研究专论（1986年出版第一部）。李鸿生本人亦发表了《论丘逢甲的伟大历史贡献》《丘逢甲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等文章，为日后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在丘逢甲研究中，内容大多聚焦于抗日保台、兴学育才、诗歌创作三个方面，其中最吸引李鸿生的，是丘逢甲的教育思想。李鸿生提出，丘逢甲猛烈抨击封建教育制度，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创办师范学校和女子学校，倡导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比洋务派和维新派略胜一筹，是中国近代成绩卓著的教育家。“从台湾到大陆，他都在办教育。我觉得他很有眼光，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靠人才”。

　　张罗“学术界之家”

　　著名党史专家曾庆榴，同样毕业于中大历史系，是李鸿生的师弟。在他看来，李鸿生不仅研究丘逢甲有成绩，而且人缘好、交际广，结交了许多大师级的名家专家。

　　杜国庠、商承祚、容庚、金应熙、蔡鸿生、夏书章……这些耳熟能详的广东“大咖”，李鸿生都不同程度打过交道。几十年来，为传承学脉，激发学术活力，李鸿生不停张罗。

　　省社科联由著名哲学家杜国庠先生和陈越平等老同志于1960年创办，在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纽带作用。“文革”前，省社科联下属有哲学、语文、历史、经济、教育和图书馆学6个学会。“文革”时期，学术界万马齐喑，学术研究陷于停顿状态。1977年夏，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副书记吴南生指示要尽快恢复省社科联的活动，推动广东社科事业复苏。

　　“只有3个月的准备时间，任务急、难度大。”李鸿生被分配具体负责学会的组织联络工作。其间，他多次登门拜访商承祚、容庚、吴宏聪、金应熙等人，获得专家们的欣然回应。经过不懈联络、开会协商，1978年1月5日，省社科联在全国率先召开恢复活动大会，令学界备感振奋。

　　1984年，省社科联依靠学术界创办广东社会科学大学。李鸿生按照各相关学会办系的思路，邀请到吴宏聪、黄家教、詹伯慧、黄天骥、饶芃子等名家到社科大任课或作学术讲座，他的名家“朋友圈”进一步扩大。

　　之所以能得到学界大咖的支持与响应，李鸿生颇有心得：除了要有组织能力、行政能力，还要勤奋好学。“联络专家不仅要有诚意，更要有共同语言。”每次李鸿生都会花十天半月做足功课，了解学界研究进展和热点后，才敢敲开专家的门。

　　与此同时，吴宏聪等教授的言传身教，令李鸿生受益无穷。“30多年来，我时刻牢记吴教授的教导，只有将学会办成学术界之家，才能活跃学术气氛，学术活动常办常新，学会才有生命力。”李鸿生说。

　　从筹办讨论会座谈会，到推动成立各种学术团体，李鸿生不断跨界，致力于为学科、部门、地区之间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为活跃学术氛围出谋划策。2004年李鸿生退休时，省社科联下属的学术团体已经从6个变成了144个，绝大多数是他“串联鼓动”起来的。例如，广东农史研究会曾经如是记录：“李鸿生研究员一直积极支持农史学科发展，几乎参加了每次的农史研讨会。”（2012年）“为落实和解决会议经费和论文集出版经费做了大量的工作。”（2002年）

　　“人的生命在于运动，学术的生命在于学术活动。”几十年来，李鸿生始终坚持，没有高质量的学术交流与碰撞，就无法促进学术发展，“纯粹是浪费钱”。他多次见证专家们为了一个观点争论得面红耳赤，并引以为荣。

　　老当益壮再出发

　　面对每年几十次的学术活动以及繁重的行政任务，曾有人笑他“是做官的，而非做学问的”。李鸿生报以苦笑，不去辩解。

　　没有“坐冷板凳”的功夫，李鸿生几十年来见缝插针，完成了近百件作品论文及专著，曾获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自成一片天地。

　　无论是学术活动还是学术研究，李鸿生更多时候是围绕服务“做文章”，甘当幕后、默默奉献。

　　2011年前后，李鸿生意识到潮汕地区虽然历史悠久，但还没有一本专门的通史。于是找到省里主要领导，呼吁出版潮汕通史。“我这人比较大胆，直接跑去找领导，没想到爽快批下来。”李鸿生说。

　　独立学者、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李宏新正是在主编《潮汕史稿》期间，结识了李鸿生。在他看来，《潮汕史稿》从立项、筹措经费，到约稿统稿，直至出版发行都倾注着李鸿生的心血。

　　据李宏新回忆，有一次李鸿生在腿部旧疾复发的情况下，仍冒着酷暑，肩扛手提，将纸质资料送到汕头。后来称重发现，这些资料足足有50余斤重。此外，李鸿生事无巨细，多次主持参与统稿修改，有时为了一个用词反复斟酌。“李老师的治学以及处事态度，我们至今都佩服不已。”李宏新说。

　　2016年6月，大型史书《潮汕史稿》终于面世，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潮汕社会发展及其演变的通史性著作。广东省委原副书记、广东潮人海外联谊会会长蔡东士给予高度评价，在序言中称赞道，创作队伍中，既有杖朝之寿的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蔡鸿生，亦有年享古稀的李鸿生、渐知天命的陈春声以及“70后”的李宏新等，可谓老中青结合，多达逾30名学者名家的参与，堪称潮汕史上的大工程。

　　“尽管该书难言完美，但作为填补空白之作，达到了通俗易读、系统连贯等要求，这背后有李鸿生老师的极大贡献。”李宏新表示。

　　当掌声散去，李鸿生无惧“归零”。他早期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几年前被人借走，后来不幸丢失，“半米高的作品，全都没了”。更久之前，他参与编纂的《简明中国通史》，由于受到“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影响，最终没有出版。若干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他看得开、放得下，自我勉励“要认认真真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李宏新如此评价他：“即使有什么不如意的，李老师从来都是乐观面对，未显示出不耐烦。他做人做事心态都是极好的。”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虽然腿脚不便，李鸿生依然不曾远离学术活动，热衷于为协会忙前忙后。“我现在是三个学术社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还在帮忙筹款。”李鸿生说。

　　李鸿生甚至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从去年起，他着手进行“华侨与抗战史”的相关研究，自己先动手写，然后请人打到电脑上。同时，他仍心心念念丘逢甲研究，“丘逢甲在台湾有很高的威望，对祖国统一有促进作用”。他曾公开表示，如有年轻人来做丘逢甲研究，自己愿意无偿提供资料。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