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谈毛泽东的决策艺术

　　在现代领导工作中，领导者必须从经验决策转变为科学决策，不断提高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决策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三思而行，一定要善于科学决策，谨慎决策

　　◎张丰清（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

　　◎本文责编∕蒋玉

　　毛泽东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都属于“出主意”。“出主意”即决策，这是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能职责。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就流传着“毛委员有主意”之说。

　　中国革命和建设每次面临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都以其超人的决策智慧，多次做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性决策，引领我们走出困境。这些艰难而科学的决策，汇聚了毛泽东不平凡的光辉一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改写了中国人的命运。

　　把握方向，抓住关键

　　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事就是把握正确方向、做出宏观决策。领导者决策要善于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力求谋大利而避大害；在总揽全局的同时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准确把握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点。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其决策最显著的特点就体现在战略上——把握方向，抓住关键。

　　确定正确方向，是决策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决策者素质、能力的重要标志。回顾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每到山重水复的十字路口，当人们不知所向的时候，毛泽东总能以担当的气魄和开阔的视野高瞻远瞩，从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革命形势，在关键时刻、关键节点、关键问题上找准方向、拿住关键、提出方案。比如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敏锐地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中取得的”这一关键决策。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青年毛泽东就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抓住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特别强调：“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各部队顿时沸腾起来，整个保安乃至陕北一片欢腾。不少人提出“公审蒋介石”或“枪毙蒋介石”。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与中央领导密切注视并综合分析形势的变化。同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后，抓住中日矛盾这对从众多矛盾中凸显出来的主要矛盾，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虽然不少人一时不容易接受与追剿自己十年的蒋介石马上联手抗日，但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对主要矛盾后，其他错综复杂的矛盾也就逐步得以化解。

　　当时中国正处于矛盾多发期，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是决策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众多的矛盾中既能抓住主要矛盾不放松，又能同时兼顾其次要矛盾不激化，使整个局势发展沿着主要轨道前行的决策艺术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深入调查，科学决策

　　为什么毛泽东的决策能够引导中国革命不断地走向胜利？其中的重要“密码”就是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历来主张以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基石——“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尽管毛泽东没有留过洋，但他一辈子注重研究本土，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读透中国社会。这也是毛泽东决策的又一个突出特点。

　　1924年大革命浪潮中的毛泽东回到湖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经过农村实地调查，形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中国革命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广泛发动农民。这个调查研究结果的最大特点是其“深度”——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度调查，得出一定要发动农民的结论。正是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才有后来的“部队上山”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1927年秋天，毛泽东到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起义部队进攻失利后集中到文家市，毛泽东提出到农村去。后来上了井冈山。为什么就上了井冈山呢？其实，一开始大致的方向是要到农村去。具体要去哪呢？在进军途中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比较清楚了解到罗霄山脉中段党和群众基础及农民武装的情况。革命军到了宁冈后，在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等的帮助下，争取了井冈山上农民武装首领王佐、袁文才的支持，设立了留守处。不过，毛泽东并未让部队立刻上山，而是力图在湖南立足不成后才上的井冈山。就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的：“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也就是说，井冈山是经过“深调研”后找到的“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的地方。

　　毛泽东力主调查研究的作风逐渐成为我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其实，“深入调查，科学决策”对于当前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深谋远虑，规划未来

　　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善于在战略决策中深谋远虑，规划未来。就如后来邓小平说的那样：“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说：“没有全局在胸，是投不下一着好棋的。”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对东北格外重视。早在七大期间，毛泽东就指出，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随后中央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抽调20位七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进入东北。毛泽东从全局出发先手部署东北，不仅使我们从苏联手中获取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更重要的是抢占了进入东北的先机。提前成功部署东北力量，为此后辽沈战役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就是毛泽东决策的另一突出特点——深谋远虑、规划未来。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研究夺取全国胜利以及筹建新中国事宜。毛泽东强调：“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并且郑重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其中“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被称为是毛泽东“最谦虚”一句话。正是这句话让我们真正体悟到毛泽东看问题作决策的宏大格局和长远目光。著名的两个“务必”，在数十年后更是多次被党的最高领导人重申，以告诫全党。

　　决策研制“两弹一星”再一次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决策的“深谋远虑、规划未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苏的核讹诈曾喧嚣一时，两霸分别多次威胁要对中国实行核打击。毛泽东立足遭遇核打击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提出深挖洞，着手建设大小三线工业基地等军事经济的战略纵深部署，同时领导中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国防效益，争取到最长久的国家安全。有了“两弹一星”的中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就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直到今天，“两弹一星”仍然是我们国家的“守护神”。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需要我们从毛泽东等战略家身上汲取深谋远虑的决策智慧。“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学习，增强领导能力，提高管理水平，不断增强作决策、做工作、抓管控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