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人生黄建华

　　

　　◎《南方》杂志记者／刘艳辉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殷立飞

　　黄建华（1936—），广州人，原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任校长。曾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翻译协会会长，兼任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广州翻译协会理事长、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词典学杂志编委，曾任亚洲辞书学会（ASIALEX）首届会长。2006年被中国辞书学会授予“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授“南粤楷模”荣誉称号

　　如果把黄建华的故事拍成电影，就是一部中国版的《编舟记》。

　　这部电影讲述了日本一位沉默寡言的出版社职员与同事埋头十五载，完成《大渡海》辞典编辑工作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年过花甲的黄建华花的时间更长，他用16年时间编纂完成我国首部《汉法大词典》，填补了业内空白。

　　炎炎夏日，当《南方》杂志记者走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办公楼二楼黄建华的办公室，他还在安静地查阅资料，身边堆满各种词典、参考书。从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从下午3点到傍晚6点， 83岁的黄建华每天要在这里伏案工作五六个小时，不过比起原来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如今的时间已大大缩短。

　　眼前这位精神矍铄、面色红润的老人，让人难以跟肺癌联系起来。“面色红润，说明今天血压有点高。”他笑着说。而那双曾编撰700多万字《汉法大词典》的手，如今已经抖到无法握笔，却仍在用键盘孜孜不倦地做着词典修订工作。

　　一个人的“编舟记”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2000年，卸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职务之际，黄建华借这副对联言志。看似恬淡舒适的退休生活即将展开，谁承想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他。

　　两年前，他收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纂《汉法大词典》的邀约，彼时，我国在自主编纂大规模汉法词典领域一片空白。研究了大半辈子理论词典学的黄建华明白，这是一块“硬骨头”—全世界的大词典编纂工作都无一例外要拖长时间—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一起签约的其他学者由于工作、身体等各种原因先后退出。已经退休的黄建华，是其中“最不忙”的，面对浩瀚无边的词海，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发，开始了一个人的“编舟记”。

　　着手研编词典之前，黄建华设计先行，仅编辑方案就洋洋洒洒写了15页。按照他的构想，《汉法大词典》不仅要“内向”，立足于中国读者学习法语的需求，也要“外向”，兼顾外国读者的需求，进而传播和推广中国优秀文化。

　　相较于把法语翻译成汉语，把汉语翻译成法语要难得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怎么翻译？‘佛光普照’怎么翻译？”为在字里行间搭建起中法文化的桥梁，黄建华上下求索、字斟句酌，就连大年三十，他手中的笔也没有停过。

　　考验他的不只词海无边，还有令人闻之色变的癌症。2008年，黄建华被查出患有肺癌，医生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把词典完成。2012年他再度住院，被确诊为肺癌第IV期，癌细胞已转移至骨头。黄建华仍不愿前功尽弃，一边坚持服药，一边继续伏案。

　　为什么不让年轻人参与进来？黄建华的考虑很实际，因为年轻人晋升，需要发论文、著作。“如果泡在这里十年八年，不出文章，怎么办？不能让人家不食人间烟火。”患难见真情，幸而同样是法语教师的夫人余秀梅，不仅在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他，而且在专业上时时与他切磋、商讨，一路支持他到最后定稿。

　　从字母A到Z，黄建华历经16个春夏秋冬终于抵达。2014年，《汉法大词典》新书发布会在广外举行，他说：“我很幸运，书出版了，人还在！”

　　单字条目1万余条，多字条目10万余条，全书2300多页，总字数720万字……《汉法大词典》除普通语文词汇外，还收录50多个学科的术语，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词，如微信、二维码、网购等等，被业内人士誉为“双语词典编纂史上的又一座丰碑”。2018年初，该书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与癌共存

　　现在，黄建华需要定期服用降压药和治疗肺癌的靶向抗癌药物特罗凯。过去几年，这种药物的副作用一直困扰着他，皮疹、腹泻、甲沟炎……腹泻严重时自己根本无法控制，连从办公室走到厕所都很困难。

　　最近大半年，黄建华凭借自己的经验，“擅自”减少了靶向抗癌药物的剂量，状态尚佳。随着副作用的缓解，他的面色也好转起来，完全不同以往见诸媒体的照片上下巴长满皮疹的样子。医生肯定了他“擅自”减药的做法，并勉励他，这样的先例很少，要学会与癌症共存，好好生活。

　　很多人以为《汉法大词典》出版后，黄建华会停下来歇歇。“人活到80多岁，本来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还能做一点自己的事，就有寄托了。”他“心安理得”地做起自己一直想做的事，还和太太出版了一本《中法谚语对照手册》、一本译著《碧丽蒂斯之歌》。

　　在主攻词典学的同时，黄建华兼做翻译和文学创作。他主译了由商务印书馆规划的“世界学术名著”4种，翻译了《爱经》全译本等文学著作，还与他的业师梁宗岱合作翻译了《蒙田随笔》，出版了散文集、诗集数本。他与女儿黄迅余合作翻译的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更是得到作家本人和出版社的高度认可，至今仍是各大高校历史系的必读参考书目。

　　当被问及词典编纂过程中有无遗憾时，他毫不犹豫地摇头。唯一的挂念是词典要不断完善，“编词典是个没完没了的过程，没人延续下去，就会变成废纸”。

　　2017年，黄建华又踏上词典修订的新征程。“‘大湾区’要收进来，‘网红’要收进来”……为了不被时代抛在后面，两年多来，黄建华和他的助手已经梳理出2000多个条目，预计整个修订周期要3至5年时间。

　　在他办公桌面对的书柜门上，醒目地贴着一张A4纸打印的提示，内容是他女儿用汉法双语写的“适可而止”几个大字，稍显责备的语气中透露出对父亲满满的关心。“我女儿来看我的时候，觉得我太辛苦，就写了几个字让我记住。”黄建华从来没有“适可而止”的意思。他计划着，有时间了再优哉游哉地去一下欧洲，见见朋友、看看风景，还要查查资料。

　　重实学轻虚衔

　　黄建华一生中的两次重要转折均与新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另一次是改革开放。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黄建华，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没机会认真读书。父母想要他早点做工帮衬家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风气崇尚读书，父亲听从一位工友劝告，才让儿子继续读书，这是黄建华人生中的第一次转折。

　　1957年，中山大学第一届法语专业招生。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的黄建华本想报考中文专业，考虑到法国诞生了莫泊桑、巴尔扎克等文豪，为了开阔眼界“糊里糊涂”选择了法语专业。没承想，竟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当时，著名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是法语专业的老师之一，也是黄建华的业师。梁宗岱游历欧洲七年，却从未拿过一所大学的文凭，回国后先后执教北大、清华、南开、复旦、中大等。梁宗岱著作为数不多，但均是用心之作，导师“重实学轻虚衔”“重质轻量”的治学精神，更是对黄建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成年之后才开始学习法语，黄建华学得很吃力，练发音练到“咬牙切齿”。为了以勤补拙，他除了在课堂用心学习外，课后还勤于查阅词典，词典也因此成为他的“良师益友”，为日后进行词典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打下了基础。

　　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黄建华，偶然被安排主持《新简明法汉词典》的编订工作，没有太多准备的他边编边学，他说这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改革开放后，国家外语人才紧缺，黄建华被推荐应考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译审，这也是他的第二次人生转折。

　　当时，尽管已经离开词典编纂工作，词典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身处巴黎的黄建华。他一方面努力搜集各种辞书和辞书学著作，一方面遍访法国著名词典学家。在此基础上，他对词典问题做了诸多理论探讨，在《辞书研究》发表多篇文章，1987年结集出版为《词典论》，成为我国首批系统论述词典编纂的专著，在辞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000年，《词典论》修订本出版。14年后，黄建华收到了韩国寄来的《词典论》韩文译本，这本他撰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论著，经翻译于当年在韩国正式出版，被外界称为“给亚洲词典学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把冷板凳坐热

　　“看来我的后半生再也不可能和词典分开了。”1988年，黄建华在《辞书研究》的专栏里写道。他把词典称为“晚识的知己”，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夺回早年错过的光阴。2006年，中国辞书学会向70岁的他颁发“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词典学对很多人来说仍然陌生，成果难被认可。

　　“150年前的法国，词典学家利特雷编纂《法语词典》获法国社会和学界广泛认可，被推举为仅有40名限额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我国对辞书认知状况，令人担忧。”今年举办的“新时期辞书学与辞书发展研讨会”上，黄建华结合多年观察思考，提出我国当前辞书编纂面临的最大问题：辞书工作和辞书成果评价。

　　对辞书编纂工作不重视，加上翻译成果不容易被高校科研成果评价体系认可，让这项光辉的事业难以吸引优秀青年学子，这让黄建华至今心绪难平。

　　在《语言学论文集》小序中，黄建华这样表达自己的困惑：“不少中外学者都反复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问，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且不说科研立项、拨款、评奖等决策运作方面许多时候都不如其他学科，就从纯学术角度而言，也常常显得比其他学科矮一截。”

　　他欲奋笔疾书，为词典学大声疾呼之际，却又犹豫起来。在黄建华看来，作为学术工作者，既要十分重视和专注于自己所钻研的领域，又要有兼容百川的气概，懂得尊重他人所从事的领域，“最要紧的是要不断贡献出有分量的成果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词典学占据应得的一席之地，黄建华身体力行。除了自身躬耕学术，他还在广外创建了词典学这一新学科，培养了我国第一位词典学博士，如今他的众多弟子已经成为一些院校词典学专业的领军人物。

　　“词典编纂家未必是想象力丰富的创造者，却肯定是坚毅顽强的实践家。”这句黄建华用来评价利特雷的话，用在他自己身上再合适不过。

　　对话黄建华：著作等身易，“等心”难

　　《南方》杂志：不管是面对浩如烟海的词典，还是疾病，您为什么能一直保持着乐观心态？

　　黄建华：一个人的意志力很重要，我一直告诉自己精神不要垮。10年前，在医院等候做手术的两个星期，我照吃照睡，再加上没有工作缠身，住院期间人家都说我胖了。我坚信自己不会垮掉，反倒是我太太，因为太关心我，压力比较大。

　　《南方》杂志：16年心血育成，《汉法大词典》在您心中的位置有多重？

　　黄建华：此前我写的《词典论》偏重理论，终归不是实践。做了多年词典学研究，《汉法大词典》算是画了一个句号，也得到了社会承认。希望这本词典能为后人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未来能够继续完善。做词典是没完没了的工作，如果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词典就会拥有很强的生命力。

　　《南方》杂志：梁宗岱先生是您的业师。学术方面，他对您有哪些影响？

　　黄建华：一方面是重实学轻虚衔。梁先生游历欧洲七年，先后进过巴黎大学、日内瓦大学、海德堡大学等，但从未从哪一所大学拿过文凭，而是参加一些文艺沙龙，结识文艺界、学术界的朋友，成就中法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1931年回国后，曾执教北大、清华、南开、复旦、中大等，是有真本事。另一方面就是重质轻量，他留下来的著作和翻译不多，但都是触动了自己的才翻译，均是用心之作。

　　《南方》杂志：按照现在一些高校开出的条件，梁宗岱似乎远远达不到“教授”的要求，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学术评价体系？

　　黄建华：现在存在一些“唯论文”倾向，如果人家不写论文而是编词典，就不算“分数”。拿翻译来说，翻著也不算成果，如此下去，是无法培养出翻译大家的。《词典论》出版之前，我在《辞书研究》发表了14篇文章，后面才结集出版，如果按著作数量算，我还不及格，因为只有一本书；但按文章数量来算，还多出了几篇。对人文学科来说，“量化”有时候很要命，著作等身容易，但著作“等心”很难！把论文看得高于一切，很不利于年轻人慢慢静下心来搞学术。

　　《南方》杂志：您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是什么？等词典修订工作完成，有没有什么计划？

　　黄建华：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虽然我当过外语学院院长、广外校长，像美国我都还没去过。其实，行政职务并不是我的追求，但党组织信任我，推荐我担任这些职务，我就用心做。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只能减少游玩机会，在学术和行政中取得平衡。因女儿的关系，我到访欧洲较多，一是游历风景，另外对外文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收集资料的好机会。

　　《南方》杂志：现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上学习外语的软件和应用很多，出国旅游还可以借助翻译器，这会不会对词典学产生一些冲击？

　　黄建华：冲击肯定有，但确实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节省了很多工夫。像百度、微软、谷歌这些都有自己的翻译，我都试过。如果外语和外语对译，准确度就很高，但和中文对译，准确度就略微差一些。试验结果同时证明，没有一种翻译能够脱离人的干预，尤其是同传。另外一些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等的翻译，其实和创作无异，机器翻译虽然形式差不多，却始终不能替代人类的感情。今天科技发展很快，也正因为这样，更需要人在更高层次发挥作用。

　　《南方》杂志：现代人外语学习需求不断增长，对于他们，您有何建议？

　　黄建华：我20岁出头才开始学习法语，太晚了，因而比较被动，要通过很艰苦的努力，才能拿起笔头。最好的外语学习方式就是尽可能创造条件，浸泡式学习，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掌握一门语言。“浸泡”的效果比较地道，能够达到接近母语的水平。硬学是可以学出来的，但跟浸泡式学习相比，会生硬一些。

网编：卢志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