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慨而慷

1950年10月1日，广州16万人集会庆祝解放周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发展的起飞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南方》杂志记者／史成雷　通讯员／周汝权　发自广州、茂名

　　◎本文责编／郭芳

　　走进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这个以文艺范见称的中国传统村落，处处刻画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岁月的痕迹。墙壁上巨幅的毛主席像和古渡口边“新滘公社小洲大队”的牌坊，古桥上“社会主义好”“农业学大寨”等刻字，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如今仍然在使用的小洲人民礼堂，一下子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段激情岁月。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彼时的广东，尚处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第二天，解放广东战役正式打响，约3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进入广东，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军，仅用了13天广州就宣告解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949—2018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由20.27亿元增加到9.73万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是1949年的600倍，年均增长9.7%，占全国的比重由1952年的4.3%上升到2018年的10.8%。尤其是1989年以来，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0年位居全国首位。

　　历史不该忘记，1949年掀开了广东新的一页，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从1949—1978年这30年间，尽管中间遭遇到严重挫折，但广东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仍取得很大成就，为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茂名页岩油厂的劳动场景

　　新广东，新秩序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全面接管原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这是广东解放后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初步考验。

　　“能否接收和管理好城市，是对新生政权的初步考验，也是对共产党人从革命战争转向建设实践的检验。”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处长梁向阳说。

　　早在1949年6月24日，解放广东战役打响的3个多月前，毛泽东就已未雨绸缪，亲自拟稿，指示在7—10月的4个月之内，“在东江、韩江及闽西南三区，放手招收大量青年学生开办数千人的学校，训练干部”，同时“抽调一千至二三千老的和较老的工作干部加以训练”“亦可招收一批广州学生来东江训练”“为准备接管广州及其他大城市之用”。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接到指示后，从7月开始从各地抽调数千人，组建了华南工作团、东江教导团等。经过培训，打造了接管广州和广东其他城市的主要干部力量。

　　由于接管工作进行了充分准备，方针正确，各市接管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广州仅用了40多天就基本结束接管工作。行政部门接管了500多个单位3万多人，绝大部分留用或学习改造，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各项工作走上正轨。

　　“接管工作的结束，顺利实现了新旧政权的交替，为中国共产党打下了执政基础，迈开了建设新广东的第一步。”梁向阳说。

　　当时的广东，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金融市场极度混乱，物价波动很大。当时港币在广东是唯一的通货，一大批买办官僚投机分子就以广州十三行一带为基地，大肆炒卖金银、外汇，进行金融投机，危害极大。

　　稳定的经济秩序，是生产顺利恢复的重要保证。

　　1949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对投机商采取办法请示”，得到中央支持。第二天，各路人员6000多人一致行动，突然查抄十三行，查封170多家地下钱庄，抓捕500多个非法兑换钞票的档主。与此同时，1950年2月，广东十几个城市同时宣传禁用港币，推行人民币。

　　至1950年底，新的货币制度建立，金融形势趋向稳定，物价回落。国民党始终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问题，在新生政权的领导下得到迅速解决。这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秩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和物价问题。梁向阳告诉《南方》杂志记者：“包括广东在内的金融斗争的胜利和物价的稳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战线上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提高了共产党的声誉和威望，赢得了人民群众对新生政权的信赖和支持。毛泽东称赞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惟其勇毅笃行，方显英雄本色。这场经济阵地争夺战的胜利，奠定了广东党组织在经济、金融战线的领导地位，为党领导广东人民开展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位于广州市芳村大道东的宏信922创意产业园，是广州创新“三旧”改造政策、充分改造利用旧厂房的产物。在这个岭南风格与后现代工业风相互融合的产业园内，仍然完好地保存着众多以前的老机器。

　　宏信922创意产业园所在地，是以前广州协同和机器厂旧址。这个1912年创建的机器厂，曾是华南地区最大规模的机器制造厂之一，我国第一台柴油机就在这里诞生。1938年，协同和有母机百余部，工人300多人，能生产内燃机、碾米机、榨糖机、榨油机、抽水机、轧烟机、采矿机械、空气压缩机等各种设备。

　　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协同和机器厂损失惨重，大量机器被日军运到海南岛，技术工人也多半逃到了香港。抗战胜利后，协同和机器厂虽然少量恢复了生产，但随着后期国民党经济的崩溃，工厂的生产再次陷入困境，到新中国成立时，协同和仅有50余名工人和学徒、20多台陈旧破烂设备，生产处于停顿状态。

　　协同和机器厂是当时整个广东工业情况的缩影。新生的人民政权接收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广东。

　　“广东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经过抗日战争以及以后国民党溃败时的破坏，1949年的工业产值只有6.91亿元（当年价）。”梁向阳告诉《南方》杂志记者。

　　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刻不容缓。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立了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经济政策。

　　“解放前，官僚资本垄断了广东经济命脉，占了全省工业的绝大部分。”梁向阳介绍，按照中央指示，从1949年10月起，广东就开展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同时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此外，还建立了有计划的、集中的国营贸易管理机制，建立了各级贸易机构。

　　经过三年的恢复、调整、发展，据1953年不完全统计，广东省共有国营企业7个，地方国营企业437个，广州市（当时为中央直辖市）有国营企业6个，地方国营企业437个。1951年、1952年，国营、公营工业产品产值每年增产增速均在30%以上。

　　与此同时，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广东开展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52年底，广东省的国民经济，除个别地区和少数行业外，已达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38.3亿元，比1949年增长52.4%。财政收入也从1950年的33697万元，增长到1952年的75235万元。

　　“广东将国民经济中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部分，掌握在国家手中，这就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提供了主要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为国家调节各种私有制经济成分，组织恢复生产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手段。”梁向阳说。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1953年至1956年间，广东基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的广东工业总产值与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从20.93%上升到53.81%，公私合营经济从1.85%上升到44.16%，个体私营经济从75.76%下降到0.01%，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广东确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广东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拉开了序幕。

　　梁向阳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不仅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决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走向。”

　　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现在我们准备在广东的茂名搞人造石油，那也是重工业。”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特别提到了茂名。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都急需石油，而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一年的石油产量只有几十万吨，缺油成了国家的切肤之痛，找油成为举国上下的燃眉之急。

　　茂名地区有51亿吨储量的油母页岩矿，可产页岩油3亿~4亿吨。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决定开采茂名油母页岩，生产“人造石油”。1955年5月，国务院批准茂名油页岩的开发项目。1956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经中共中央同意，在广东茂名建设规模为年产100万吨原油的油页岩炼油厂。茂名石化（时称茂名页岩油厂）由此成为新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家石化企业。

　　1958年，年仅18岁的黄树祥加入茂名页岩油厂，“那个时候听了毛主席的号召，觉得参与国家石油事业很光荣”。这一年，黄树祥被单位派到抚顺去学习石油知识。从湛江到抚顺，火车走了一个星期。

　　1960年，黄树祥回到茂名。“当时茂名石化的所在地还是一片荒地，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没得吃，我们就自己种地养活自己。没有城镇，我们就在苍凉荒芜的原野上安营扎寨，住茅草棚、睡大通铺、吃粗杂粮、喝矿坑水。没人讲条件，也没人计较报酬。”黄树祥说。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1958年3月，茂名页岩油厂第一次出油成功。1962年底，公司第一套常减压蒸馏装置（100万吨/年）建成。1968年、1970年相继建成两座圆炉，形成了年产页岩油20万吨的生产能力。20世纪80年代，茂名石化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炼油厂。

　　“广东地方工业的发展，与党中央和国家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梁向阳介绍，茂名页岩油项目总投资10亿元以上，是广东“一五”计划时期总投资的一倍多。它的建成和投产，对广东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茂名页岩油项目的建设，是广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写照。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国家“一五”计划。同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

　　1957年，经过全省人民的艰苦努力，广东“一五”计划所制定的目标绝大部分都超额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3.78亿元，5年时间增长67.7%。

　　广州轻工集团下属广州鹰金钱企业集团（以下简称“鹰金钱”）的前身—广东罐头厂，正是成立于“一五”时期。《广东省志》记载，广东罐头厂占地20万平方米，投资900万元，设计年产能力2万吨，是当时亚洲兴建的最大的罐头厂。

　　“很多人说起广东罐头厂马上就会想到八个字‘一条铁路三个码头’，是说铁路、码头能够直接通进厂里，足见罐头厂之大。”鹰金钱品牌专员王玉葵告诉《南方》杂志记者。1959年，广东罐头厂生产罐头1200万罐，产值1538.89万元，利润达到200多万元。

　　“从1956年开始，广东人民在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广东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在许多领域仍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梁向阳说。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