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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战疫,谁主沉浮——疫情大考中的信息之问

2020-02-17 来源:南方杂志 作者:李梦醒

  

  这是人们第一次在人、财、物、信息的高度流动的时代里遭遇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而应对高流动性带来的复杂局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也应当做出有力回答的时代课题

  ◎《南方》杂志记者/李梦醒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蒋玉

  如果不是这场疫情,习惯了五彩斑斓的网络世界的人们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对于准确、及时、有效的信息需求如此急切。迅猛发展的共享时代给人以与信息亲密接触的错觉,但实际上,信息与人之间仍然有着鸿沟。

  当每个人都拥有话筒

  “什么时候有口罩?怎么在微信小程序上预约购买口罩?”广州黄埔一个上万人小区的业主群里,这样的问题每天都会被问上不止一次。在非常时期,一罩难求。许多药房口罩断货,而何时有供给,如何买口罩则备受关注。

  面对各色信息、各种观点,到底谁的消息是对的?群主能代表权威吗?博主有多大可信度?到底谁说的正确?群成员们每个人心里都带着大大的问号。

  当每一个人都拥有话筒时,这种疑问是难免的。自媒体大咖流量惊人,信息传播的格局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信息严重过载的同时,可信信源的甄别难度也指数级上升。

  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新闻媒体还是自媒体来了解信息?真声音、快传播、强接受的竞赛正在一决高下。国家形象、政府与媒体公信力的维护,在这场竞赛中真正被人们深刻体会。

  “对中央媒体和医学专家的信息更为信赖,想要了解自己、家人、亲友所在区域的疫情或潜在风险,关于疫情感染、扩散情况的信息与统计数据和政府部门、有关机构采取的应对、防控、治理等措施。”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社会心态(第一轮)调查报告中,《南方》杂志记者发现,人们对于权威信息的发布关注度是最高的,手机移动端也成为其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径。民众对信息来源的有效甄别和对信息获取的积极主动是非常明显的。不可忽略的是,在2020年1月24日16:40至25日12:50期间进行的第一轮调查中,近六成民众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信息公开是滞后的。

  为信息公开滞后付出代价,成为当下越来越成熟、包容、开放的时代里最令人心痛的一幕。1月2日,中央电视台播报了武汉警方以“散播谣言”训诫了在微信群中披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情况的8名医生的相关新闻。

  然而,其中一位医生李文亮自己及家人、多名同事被传染。他本人于1月12日入院,2月1日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月7日凌晨经抢救无效死亡。2月7日白天,新华社发布两条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深切哀悼,向李文亮医生的家属表示诚挚慰问;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另一方面,在疫情急速扩散的1月,湖北、武汉当地政府强调新冠肺炎“可控可防可治”“人传人风险低”,直至84岁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及其他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至此,舆论哗然,疫情防控形势顿时严峻。

  众多事实真相还亟待厘清,但有些共识应当存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和医务工作者有必要及时获知准确的疫情信息,官方和主流的声音不能缺席。

  粉碎谣言不能全靠主动的“吃瓜群众”

  “我们必须指出群体具有的某些特点,比如容易急躁冲动,遇事缺乏理性,判断力和批判精神缺乏,喜欢夸大感情等……”100多年前,古斯塔夫·勒庞就在《乌合之众》中指出了群体的“原罪”,集体主义中共存的情感冲动特性使得群体面对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更容易被谣言影响。但是,群体也往往表现出高度的“顺从、绝对的献身精神,以及不计名利的行为”。

  “社会认知是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而社会认知的依据是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认为,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其防控的认知取决于全社会对疫情相关信息的获取,主要内容包括疫情信息获取渠道是否畅通、疫情信息公开是否及时、疫情信息是否准确、疫情防控的信息是否透明、疫情信息可得性的强弱,以及不实疫情信息的澄清、过滤和消除机制是否科学合理等。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群众基于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存在一定程度的慌乱是人之常情。如果此时疫情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群众往往容易听信并传播各种谣言。与此同时,信息不公开还会严重影响医学研究和卫生工作的正常进程,因而影响决策。

  不同职业、不同城市、不同年龄的人,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都可能被感染。生命安全面前,日常的信息需求差异缩小到极点,群体的共同信息需求、情感需求与心理变化达到空前一致,同时在海量的信息和发达的自媒体环境中,谣言更容易在其中寻找流传的道路。身处在疫区的人,可以通过语音、短视频等方式与社会公众进行更加直观、更加真切的交流,打破了官方媒体对信息传播的主控权。

  粉碎谣言不能全靠主动的“吃瓜群众”,而需要主流媒体和官方机构的有效作为和强势介入。尽管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基于人际依赖,有较强的圈层属性,民众信任度高,但主流媒体的声音仍受到最多关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涛认为,主流媒体、官方机构掌握主要话语权,应当第一时间向民众公布相关信息,不可缺位,否则就容易陷入被动。

  “基层干部面对知识结构有差异的普通民众,也需要秉持着科学的态度和理念,转换成民众适应的话语体系,传播防治知识和民生信息,体现出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人文温度。”刘涛说。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战斗力”

  1月31日23时左右,人民日报微博发布的一条关于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短讯,立马造成了双黄连口服液的脱销,甚至被网友戏称为“第一带货王”。而第二天,人民日报微博发布“特别提醒!抑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请勿抢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的内容予以纠正。

  不难看出,5G时代的疫情阻击战中,准确有效的信息不仅可以粉碎谣言,还是战斗力、防御力。

  在大数据时代,有效地搜集和利用好大数据,将对全面掌握疫情防控形势,掌握信息主动权发挥积极作用。据悉,中国移动已经开展了疫区用户群体流量和流向分析,定量分析每日及14天潜伏期时段的统计数据,敏捷响应各级政府部门数百次数据分析需求,筑起了幕后的信息疫情防线。

  经此一役,如何将分散的大数据资源更及时、更有效地整合起来,使得大数据分析更全面、更精准;如何与医疗、气象、人口等专业领域协同,实现对疫情的风险评估和精确预测研判,将是未来大数据技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新课题。

  新冠肺炎之疫是人们第一次在人、财、物、信息的高度流动的时代里遭遇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游刃有余地应对高流动性带来的复杂局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也应当做出有力回答的时代课题。

网编:卢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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