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容庚：百之千之致良知

　　他为自己立下的信条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为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南方》杂志记者／李梦醒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蒋玉

　　自谓“野马”“鬼锁”，狂放不羁、从不说违心话的容庚是中山大学校园中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而今，斯人已逝，容庚的收藏、著作和曾经给予人们的温暖与力量，依然如润物春雨，慰人心田。

　　11月3日，“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级文物青铜器《栾书缶》，故宫博物院藏《兰亭八十一刻》，中山大学藏《金文编》手稿，广州博物馆藏一级文物青铜器《仲惠父簋》《刺鼎》，广州艺术博物院藏一级文物南宋《云山图》小品、林良《秋树聚禽图轴》、沈周《吴门十二景》册页、文徵明《醉翁亭记书画合卷》、董其昌行草《王维诗二首》卷、董其昌《江南山水图轴》、恽南田《花卉册页》、边寿民《杂画册选》、广东省博物馆藏《郭沫若致容庚信札》……容庚生前所藏近300件展品向世人展现光辉异彩。

　　收藏为国

　　“他的收藏全靠薪水”

　　作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古物鉴定家、收藏家和书画篆刻家，出生于东莞的容庚将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了收藏文物、治学研究上。他晚年将毕生收藏捐献给国家。容庚辞世后，其后人遵循遗训“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陆续将其生前未及捐赠的文物捐献给国家。

　　“我父亲不是大资本家，身家也不丰厚，他的收藏全靠薪水。父亲生活节省，发薪后他总会拿出一半来收购藏品，另一半则交给我母亲当家。我家六个兄弟姐妹，每次到了要交学费时，父亲都要变卖他的藏书，换成金条以其支付。”容庚的女儿容璞曾这样向人们介绍父亲如何收藏，“我们家有四个大箱，里面藏的都是青铜器，箱子上面铺一张床板，就是我们四个孩子睡的床。当有客来，我们就要帮助搬走床褥床板，才能把青铜器拿出展示。”

　　强烈的热爱之外，容庚收藏更主要受强烈的爱国心所驱使。容庚的学生、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陈初生对《南方》杂志记者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青铜器每有出土，多被外国人所购，流失到海外，国民政府‘莫能救’。容庚先生对此十分痛心，激发其爱国情怀，不遗余力以尽保护国家文物为责任上。”

　　在收藏上容庚不追时髦，一直致力于对明清以来岭南地区书画家（包括寓居岭南的书画家）作品及相关文献史料的收集，且独具慧眼，所藏大多为精品，并结合收藏，开展岭南地域书画研究工作。不仅如此，他对于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和优秀书画家之作也甚为关注。在他所藏的很多书画中，都留下了当代著名鉴赏家、书画家的题诗、题跋，或抒发鉴赏心得，或叙述流传经历，或品评艺术风格，成为研究美术史和鉴藏史极为难得的文献史料。而容庚先生所结交的艺术家黄宾虹、秦仲文、启功、邓尔雅、黄般若、邱石冥、顾颉刚、林直勉、蒋兆和、唐云、谢稚柳、陈佩秋、卢振寰、卢子枢、商承祚、黎雄才、关山月、周怀民、吴灏、吴静山、吴千山、冼得霖等，都曾将自己的作品送给容庚。他们当年赠送的墨宝不单见证了与容庚先生的深厚友谊，亦是他们早年难得的艺术珍品。

　　以学救国

　　“终于出了这口气！”

　　在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30辑里，黄光武写了一小段容庚轶事：“容先生一生著述丰富，研究室在容老逝世后，编了容庚先生著作录。容老每当填写个人履历表格，著作一栏总是填‘《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十个字。说明这两部大书是他得意之作，可代表他的学术水平。”

　　编著《商周彝器通考》时正值抗战时期，容庚日夜伏案研究写作，就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改变当时先秦铜器研究话语权由日本学者掌握的局面。“父亲致力于《商周彝器通考》一书的撰写，出版后他很高兴，说终于出了这口气！”容璞回忆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燕京大学200名广东籍学生在容庚的支持鼓舞下，组织“燕京大学广东同乡学生救国会”，这是燕大校园内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发轫。在容庚的指导下，他们编纂了一本宣传小册子《九·一八事变记》，印行数千份，分送海内外同胞。随后，全校学生组成燕京大学学生抗日救国委员会，容庚、郑振铎被聘为顾问。该委员会出版了一份小报《火把》，宣传抗日救国言论和报道校内救国活动情况。容庚极力支持该刊物，并带头为该刊撰写文章，总标题为《悲愤》，共20余篇。内容主要是借古讽今，运用史实，痛斥历代对敌屈膝投降的奸臣，借以责骂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或借用历代英勇抗敌的英雄人物，以歌颂当时坚决抗战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并鼓励群众运用各种形式奋起抗敌，不能坐而待亡。他又曾发动十大教授募捐，集资创办白话文宣传刊物，在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

　　自此，学术成为容庚作为一介书生报效国家的武器。北平沦陷后，容庚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宣传、记述抗日的书籍资料整理出来烧毁。容庚心里的沉重更多几分，他也加快了对文物的保护和收藏。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容庚助手曾宪通在《容庚与中国青铜器学》中说：“从1928年先生收藏昜兒鼎起到1949年在岭南获‘十年陈侯午敦’止，中历20馀载”。这期间，他“不但从传世品中剔除出许多伪器，还从大批‘疑’‘伪’器物中，挽救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使它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1947年容庚先生携全家南归广东，途中青铜器被撞损约十分之三。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仍藏有150余件青铜器，包括现藏国家博物馆、错金工艺的最早实物栾书缶等，此外还有一批青铜铭文拓片。他依托对青铜器铭文等原始材料的精研而写出的中国当时最完备的金文字典《金文编》，至今仍是文字研究者的必读经典。即使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容庚也从未停止研究的脚步。白天受了批斗，晚上继续一人独自在家做学问。

　　师者为人

　　“要能自己发现问题”

　　“容老对师长的感恩之情，对后学的关爱提携让我印象最深。容老曾多次向我们细说当年罗振玉与王国维先生对他的提携。在我考研前后，容老曾三次给我写信给予支持。”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桂光这样谈起老师对自己的影响。

　　“没有罗振玉，就没有今日的容庚。”1922年，容庚带着《金文编》初稿北上求学访师，在天津求见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以及甲骨学的奠基人罗振玉。

　　罗振玉十分赏识容庚，便介绍他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攻读研究生。罗振玉在推荐信中写道：“容庚新从广东来，冶古今文，可造就也。”容庚当时仅有中学学历，根本没有读过大学，成为跳级研究生。1925年，《金文编》出版问世，也是罗振玉出资帮助印行。“文革”后思想解放，学术界对罗振玉的学术贡献有了客观的评价，容老积压了多年的感情释放了。“吾生属马，而命亦属马。少跅驰不羁。南粤多山，无以展其逸足。乃北至冀北之野，得伯乐一顾，范以驰驱，日致千里，曾为人所矜赏。世无骅骝绿耳，则驽骀称先。”这一小段曾被容庚几经因考虑社会评价而增删的文字，饱含了他对老师罗振玉的深厚情感。而这份情感，也通过他多年治学研究，传递给自己的学生们。

　　“碰到容庚先生这样的好老师，是我一生的荣幸。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在陈初生摆满藏品的家中，他一边抚着《容庚文集》一边感慨，“我跟容庚老师读书时已经三十多岁了，要不是老师发现我在古文字学上的兴趣，鼓励我坚持学习和研究，我可能一直在中学教书，不会从事自己心爱的事业，也不会有后来的一点成绩。现在我收藏，也是深受容庚先生的影响。”

　　在中山大学建校八十周年出版的“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中的《容庚文集》里有这样一段曾宪通所写的文字：“先生经常对晚辈说：‘大匠予人以规矩，而不能予人以巧。巧，只能在刻苦的磨练中得来。’这就是先生注重实践和追求创新的至理名言。先生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每天黎明即起，伏案写作数小时，天天如是。他为自己立下的信条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为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礼记·中庸》语）先生常常谦逊地说自己本来是个‘中学生’，然而在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借助于目录学的阶梯登上了学术的宝殿，实现从中学生到大学者的转变，正是凭着这‘百之’‘千之’，锲而不舍的精神。”

　　回忆起老师当年的教学，陈初生说，容庚相当重视对学生思想的自由、思维的开阔的启发。“他常常教我们要能自己发现问题，自己找题目。如果你找不到题目可做，那说明你看书太少、思考也太少。”这样的教学理念和治学观念对于陈初生来说，受用终身，“我正是研习了老师的治学方法，跟着他做出的行为示范，才有了后来自己的成长。容庚先生没有太多教育的理论，他都是靠行动。”

　　高山仰止、清泉长流。容庚的一生饱受跌宕起伏的坎坷与磨难，也充满沉于文字、历史间寻觅探索的宁静。一动一静间、以“百之”“千之”的信念，他将毕生献给中国的教育与学术事业，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几代古文字学、历史考古的专门人才，还给人们留下了大量精神财富。时空长河里，他将继续闪耀着学术与思想的光辉，点亮历史的星空，也照见漫长的学山之路。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