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辈眼中的方汉奇：他树立了 “学者标杆”

　　从教60余年来，方汉奇执着守望新闻事业，辛勤培育新闻人才。2016年，从教65周年纪念大会上，方汉奇感慨万千：“看到自己的接班者、后继者成长起来，把学科推而广之，在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作用，倍感欣慰，深表感谢。”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学生说：“先生的学问是大海，我们只是从大海中汲取了一瓢水。”

　　“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

　　上世纪50年代，为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宣传活动，方汉奇把所有能够见到的研究成果和历史文献资料统统找来，从头到尾花了四个月看了一遍，结果只写出一篇3000字左右的文章。

　　看似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的背后，是方汉奇“有一份资料说一份话”的坚持——只有把材料充分占有，观点才能站得住。事实上，他的辛苦没有白费。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太平天国这方面的研究，除了那3000字外还没有新观点出现。

　　在研究方法和思路方面，除了对史料充分重视，他提倡“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并且身体力行“六新”——做出新概括、做出新分析、运用新语言、补充新材料、提出新见解、得出新结论，对后辈影响深远。

　　例如，他几经奔走，查证民国时期著名报人邵飘萍系中共党员，于1986年发表的论文引发极大关注。又如，2007年他采纳新史料，直接推翻自己的结论：“我一直以为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一位中国记者，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发现不对了，至少是没有完全说对。”

　　“路边的桃子已经被前人摘了，需要你再去发现、另辟蹊径。”多年前方汉奇说的话，他的学生仍记忆犹新。在指导学生过程中，方汉奇同样坚持细细梳理前人已做过研究的时代、区域、个案，帮助学生选好突破口。

　　他带的博士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记得，在国内新闻传播领域，方汉奇是最早开始关注互联网的学者之一，早在1996年，就发表了文章《电脑网络、电子信和发展中的电子报刊》。正因如此，他鼓励彭兰发挥自己的特长，对尚是新事物的网络媒体开展研究。

　　有意思的是，方汉奇对这些治学和教学方法的命名，都非常形象、颇有新意。与“打深井”相对应，关于上课，方汉奇亦有自己的“套路”——课堂上给学生“讲一桶水”，自己要准备好“十桶水”。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明亮的导师刘家林教授，虽未在方汉奇门下攻读学位，但曾在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进修班受业于方汉奇，被其人格魅力和学问所影响，从此便视方汉奇为自己的业师。刘家林告诉记者，自己上课正是靠着这条“祖传的秘籍”，一般45分钟的课都按50分钟甚至一小时来准备，宽打窄用才不会 “一点突破，全线崩溃”。

　　“提携后人是他的一种习惯”

　　邓绍根，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邓绍根正在福建任教，历史学硕士出身的他，久闻方汉奇大名，想要报考他的新闻史方向博士生。由于不知道方汉奇的住址，邓绍根就写信到了人大新闻学院。没想到很快收到回信：邓老师，欢迎你来报考。

　　“中间我们有两三年的书信往来，能与一个大家平等交流，对晚辈来说是非常大的激励。”邓绍根说。在方汉奇不断鼓励之下，2005年邓绍根终于考入“方门”。对此，邓绍根认为，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点。

　　“所有的求助在先生那里都有下文。提携后人是他的习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教授说，“学术之最高境界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统一。在方先生这里，我看到了这样的统一，他树立了‘学者标杆’。”

　　对前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同辈，人之彦圣，若己有之；对晚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三句话，方汉奇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过，也是他一直秉持的做人和治学态度。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虽不是方汉奇指导的博士，却常自称“方门弟子”，主要原因是曾获得方汉奇的无私帮助。当年，他准备研究新记《大公报》的历史，方汉奇得知后马上翻箱倒柜找了一大包原始资料送给他。吴廷俊坦言：“当时感动得一塌糊涂。搞史学的人把一手史料无私相赠，是很不容易的。”

　　20世纪80年代，方汉奇在《中国古代报纸始于唐代考》等文章中提出，中国最古代的官报是唐朝的“进奏院状”，原因是进奏院是封建官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点在宋朝体现得非常明显。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是方汉奇指导的博士，却对方汉奇的观点提出不一样的观点。李彬认为，唐宋两朝的进奏院状是有区别的，在唐朝还没有一个上都进奏院来管理这些进奏官，实际上相当于在首都的进奏官发给地方长官的情报，所以应该是“新闻信”。

　　“在这一点上，李彬在我的研究基础上超过了我，这很好！”方汉奇从善如流，在后来的教学教材中，都积极采纳学生的一些观点。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那就没戏了。

　　人生导师

　　方汉奇与赤足学子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

　　1965年春夏之交，方汉奇带领学生到大公报社印制车间参加劳动锻炼时注意到，来自粤东惠来的学生余炳荣基本上没有穿过鞋。原来，他只有一双传了几代人的软胶底鞋，天冷时才不得不穿几天，赤足是常态。了解情况后，方汉奇就把自己的两双皮鞋包好，在其他同学不在时塞给了这位“小老乡”。

　　看出学生的犹豫，方汉奇安慰他：“北方冷，不比潮汕老家可以打赤脚，一年四季必须有鞋子穿。你放心，这两双鞋子给了你，我总不至于赤足吧！”

　　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中，方汉奇对晚辈像家人一般照顾得细致入微，给很多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陈昌凤，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1995年，尚在读博的陈昌凤要去香港调研数月。方汉奇在帮她联系了一些重要人物之后，怕她临时兑换港币不方便，还把一个装着200元港币的信封交给了她，并小声道：“别让你师母知道，这是我的私房钱，买书零花方便些。”日后，陈昌凤不觉间向媒体道出这个秘密，结果方汉奇很快发来一封邮件，说“小金库”因此被曝光，“损失”惨重。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林爱珺，和方汉奇的接触并不算多，但是却意外受助于方汉奇。2012年，林爱珺荣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当时虽未与方汉奇谋面，方汉奇却是该奖的评委。后来的初次沟通中，方汉奇听说她要去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还没找到房子，就安排自己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云泽帮她找房子。林爱珺顿时吓了一跳，“这么大的腕儿竟然出手帮忙晚辈找房子，有点不可思议”。

　　“方先生拥有这么高的声望，不光是因为学术上的成就。”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磊看来，方先生给不知多少不知名的学者、学生回过信、编过稿、推荐过发表的机会，给不知多少个学术单位和教学单位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很多学校申报硕士点、博士点，都得到过方先生无私指点。

　　“与人为善，广结善缘”——当年，方汉奇送给邓绍根的这八个字，也浓缩了方汉奇的为人处世之道。他不仅成为学生们学业上的导师，更成为了他们的人生导师。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