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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要当先生,先当学生

2019-03-25 来源:南方杂志 作者:刘艳辉

  

  ◎统筹∕李焱鑫 本文责编∕殷立飞

  ◎记者∕刘艳辉 摄影记者∕刘树强

  方汉奇(1926—),广东普宁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导,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17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顾问、课程教授及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曾任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方汉奇先生,今年93岁了。

  老人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2017年。这一年,他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方汉奇决定把100万元奖金悉数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支持学术研究。结果转账当天,他被银行工作人员拦住,怀疑其遭到诈骗,一番解释后,大家才恍然大悟,成为一桩学界美谈。

  作为“90后”,方汉奇的步履已有些蹒跚,自嘲“年龄越大、功能越差”,说自己味觉和听觉逐渐减退,喝茶再也不能像年轻时分出好坏。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状态: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工作学习10余小时,坚持每年带一名博士生,一开口还是娓娓道来的各种“历史段子”。

  方汉奇的学生,很多已成各大新闻院系的骨干,他编的教材影响了千千万万的新闻学子,他的微博有160多万粉丝。世人喜欢称他为“先生”,他却说“当一天先生,就要当一天学生”。

  “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

  1978年,临近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长期从事中国新闻史教研工作的方汉奇向新闻系主任提出,想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小册子,为周年献礼。获同意后,方汉奇着手撰写工作。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本来准备写七八万字,后来一发不可收拾,逐步改为15万字、20万字、30万字……两年后成了一部 50多万字的“大部头”。

  彼时,方汉奇已年过半百。这部没能赶上献礼的专著,是方汉奇前半生厚积薄发的成果。《中国近代报刊史》详细讲述了1815年到1915年这100年间的报刊史,订正前人错漏200余处,提到报刊1160种,介绍报人1500位,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前所未有。同为新闻学泰斗的甘惜分教授评价:“此书一出,各高等新闻院校均采作教材,欲了解中国新闻史者不可不读此书。”

  改革开放后,新闻史研究迎来黄金时期。当时国内只有若干断代的新闻史著述,还未有一部通贯古今,囊括各类媒体的新闻事业通史。为填补空白,1987—1999年,方汉奇组织全国50位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完成了一部28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上起先秦两汉,下至1990年,其当代部分更是填补了很多空白,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三次重大突破之一。

  在方汉奇看来,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师资和教材。而后者“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作用更大。继《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后,方汉奇于2000年出版了又一部奠基之作《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这部由方汉奇组织13位新闻史学者编写的巨著,时间跨度从中国古代报纸肇始的713年一直到1997年,以其丰富可靠的史料,进一步夯实了中国新闻史学科基础,学术价值极为重要。此外,他先后组织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等,都成为新闻史学领域的畅销书。

  “方汉奇七十余年如一日,潜心致学中国新闻史,为新中国新闻学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所撰述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成为中国新闻史学科扛鼎之作,他所创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重镇。”这是吴玉章终身成就奖颁奖词的评价。此前他曾两次获得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

  有人把他和戈公振并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两座高峰”,方汉奇却连连摆手:“前有高峰,后有来者,我不过正好给新闻学教学和研究站过岗罢了。”

  “集报大王”

  方汉奇1926年生于北京,因战乱关系辗转读了14所中小学:西安培德小学、西安女师附小、北京西直门小学、师大二附小、香港九龙文化中学……有时甚至一个学期读了两所学校。

  转学次数太多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数理化跟不上。1946年,方汉奇高考报考了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都名落孙山,最后勉强考上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读了四年全部公费不花一文钱的书”。

  读新闻系是方汉奇的愿望。当时,他是范长江、萧乾、彭子冈的“粉丝”,期待着有一天自己也能“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方汉奇大学毕业后没能如愿成为一名记者,不过离新闻工作也还不远。1950年,他开始在上海新闻图书馆从事旧报整理工作,整天跟老报人打交道,并应邀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课,由此和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结缘。

  1953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新闻史,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被并入人大新闻系,中途又调回北大中文系工作五年,直到1978年人大复校后,他又回到人大。25年间,他尽可能利用边边角角的空隙时间,多看书,多作积累。即使在被打进牛棚和下放干校劳动期间,也没有中断。

  “积累”这两个字,一直贯穿方汉奇的学术和教学生涯。他曾是业界有名的“集报大王”:从高中时的几十份,到大学时的2000份,毕业后到上海工作时达到3000份,其中有些还属于“海内孤本”。在上海新闻图书馆整理旧报资料期间,他读完了已出版78年的全部两万多份《申报》。

  大学时,在老师曹聚仁的引导下,他又掌握了一种受益终身的本领——做卡片。从那时起,方汉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做的卡片累计已达10万张。卡片上或是摘引资料或是剪报信件,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字,然后归类存放备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徐培汀曾在专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中记载,方汉奇下苦功夫积累、收集、研究第一手材料,仅是为了撰写《中国近代报刊史》,就做了2.5万张卡片。

  充分占有材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旧报还是卡片,这些积累为方汉奇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俟机遇来临,就能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学术成果。方汉奇不止一次说过:“如果1978年我就退休了或者改行了,或者死掉了,那这一辈子就什么也没干成。”

  “凡是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

  2004年,方汉奇从人大退休后,继续担任博导,一年带一个博士生,从开题一直管到论文答辩。而从1984年成为中国新闻学科首批博士生导师算起,方汉奇至今已经培养了50多位博士。

  “知识老化了还当什么老师?”在方汉奇眼中,新闻史的研究者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更要不断学习,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凡是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这句马克思的名言,他时常挂在嘴边。

  不待扬鞭自奋蹄。这位“90后”形容自己的状态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2点,除了中午打个盹,一般都在工作学习。

  方汉奇并非想象中皓首穷经的“老学究”,而是大步走在了时代前端。1996年,学会五笔字型输入法,“一指禅”出神入化;1998年,加入早期网民队伍,按照操作步骤,自己摸索上网;2010年,成为“微博控”,粉丝160多万人,其中很多是他的“徒子徒孙”。他还与时俱进,把卡片做到了电脑上,1000G的硬盘里有条不紊存放着一个个文件夹,全部按内容、类别、地区分好了类,堪称“强迫症福利”。

  不过2014年以后,方汉奇的微博就停更了,大耋光阴短,发微博对他来说太占用时间。他更像开启了“隐身模式”——不写文章、谢辞作序、很少发朋友圈,彻底封笔了。认为“绞尽脑汁不快乐”的他,现在更愿意把精力用在关注历史、关注现实上,时刻准备在潮水一般的网络信息中淘一些有用的资料和信息,偶尔看看电视剧,娱乐八卦也时常关注。

  方汉奇如今带的4个博士生,论文题目都是新闻史领域,“他们研究什么内容,我就赶快看什么资料,学习任务很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一有新观点新成果出现,他就会转发给学生参考。尽管不再耳聪目明,但他仍抱着“只要当一天老师,就得学习一天”的理念,尽心尽力守望新闻事业。

  “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多填补空白,少重复劳动;研究应充分占有资料,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厚积薄发;要有真正见解,不要迷信权威,不唯上、不唯书……方汉奇的治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每位弟子,并指引他们一步步成长。

  “我除了希望促进新闻史研究的繁荣,当好人梯之外,还有一个自定的原则,尊重别人学术上的成就,欢迎年轻人超过自己。”方汉奇在多个场合强调“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希望一代超过一代。

  广东话“识听不识讲”

  “方汉奇,生于1926年,广东普宁人。”这是很多介绍方汉奇文章的开场白。鲜为人知的是,虽然方汉奇祖上是广东人,他却出生在北京,由于战乱和父亲工作关系,一直辗转各地,直到高中毕业后才回过一次普宁。

  方汉奇初三开始在广东读书,先后就读于韶关志锐中学、韶关华英中学、梅县梅州中学、汕头聿怀中学。大学时,方汉奇学校在苏州,家在汕头,但没有回过家。“我的祖父以下三代都在广东,怎么会不想回去看看呢?主要是家里提供不起路费,我父亲其实是一个没有官俸以外收入和家累很重的公务员。”他说。

  “我的老家在广东普宁,但不是在那出生的,只在1946年回去过一天。我的广东话还可以,也是后天学习的,不是母语。1938年,我在香港念书一年,学了一年的广东话;1942—1944年在韶关念初中高中,公共场所基本上讲广东话。不过离开广东很多年,大部分已经丢掉了。”方汉奇说。

  离开广东多年,方汉奇乡音已改鬓毛衰,本来“麻麻地”的广东话已经“识听不识讲”,不过仍觉亲切,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几年前,他还在微博上就粤语文化做过探究:“买单”这个词,意为“结账”,原是广东话,流行于穗港一带。改革开放始于珠三角,去的人多了,就把这个词引用到全国。凡用餐毕,都请服务员来“结账”,形成文字,就成了“买单”。其实“买”是“埋”之误。“埋”有“请过来”“送过来”之意。“埋单”就是“请把账单拿来”,非买也。

  “1949年,我路过深圳时,深圳还是一个小村子,现在高楼起平地,拥有这么大规模的人口,经济实力了不起。”“3年前,我到过广州,这里历来是一个重要的对外交流地区,近代中国发展离不开广州的贡献。”一直不忘关注广东的方汉奇,对广东的改革发展如数家珍。

  说起港珠澳大桥,老人更是自豪不已:“大桥工程是世界级的,将整个大湾区连在了一起。今后不仅港澳、珠三角,连同其他周边城市,发展前景都不可限量。”

  2015年,方汉奇专门去探望百岁同事甘惜分教授时,有感而发:“他研究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是新闻理论的一代宗师。但愿马克思别惦记着他,让他继续健康快乐地享受他的生活。”在此也借用方先生这句话,祝愿他身体康健、福寿绵长。

网编:陈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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