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勒铭的英雄身世与南方情缘
求证之路3
关勒铭的英雄身世与南方情缘
如果历史一如推测,从南昌到陆丰溪碧村,从溪碧再到广州、上海,这支笔则于冥冥之中跟随几代人辗转了半个中国、近一个世纪,记者也在激动人心的追寻之路中不断触摸着火热的初心
◎《南方》杂志记者/蒋玉 李梦醒
黄浦江水默默无言,尽阅百年繁华,尽洗前尘沧桑。7月24日起,怀揣疑云重重的“关勒銘”金笔,《南方》杂志记者连续几天奔走在上海滩,踏上又一程历史深处的叩问。
上海之行,不仅为了解开围绕在这支金笔身上的疑团,更为了追寻那闪闪发亮的岁月里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从海陆丰转战上海,正暗合了1927年、1928年间周恩来、刘伯承、彭湃等革命先辈的革命轨迹:
1927年11月,周恩来、刘伯承、贺龙等辗转从香港返回上海,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一年后,海陆丰“农民运动大王”彭湃也奉命赴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相关工作,后不幸被捕,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如今,峥嵘依旧,人们仍然能够在火炬常燃的龙华烈士陵园里、在召开中共一大的石库门小楼里,听见无数先烈为了民族和祖国的解放不屈不挠的呼号……
也许正因如此,记者上海之行心有千千结,却异常振奋—这一行也是“溪碧金笔”近百年之后的重回上海之行。
第一重谜底
“关勒銘”身世—1927还是1928?
新中国成立前,关勒铭金笔曾在国内销路畅通,名噪一时,它是由广东开平人关崇昌创立的关勒铭金笔厂生产的。
网上资料显示,关崇昌早年旅居美国,做过裁缝,开过饭馆。他看到旅美华人大多习惯使用毛笔,于是着手筹集资金,在纽约唐人街以儿子“关勒铭”的名字为品牌,生产一种笔杆内可以储存墨水的毛笔,并取得了专利。
后来,关崇昌回到国内,在上海制造同类型的水笔,后又生产出品质优良的关勒铭金笔,成为我国制造自来水金笔的第一人。
来自溪碧村的这支金笔上的“关勒銘”三个字,是否可以为我们提供探寻的突破口?
在上海,记者叩开了坐落于上海百年老街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上“源宝楼”的大门。在这里记者见到了此行重要的金笔收藏家和鉴定人—毕慎中。
毕慎中对金笔的喜爱延续自他的父亲。“我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在洋行里工作,从学习文化开始,就与金笔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家里仍收藏有上万支品相上乘的金笔,其中不少属于稀世珍宝。
“新中国成立前群众识字率低,钢笔市场很小,那时候的商人立志做钢笔,大多不是为了赚钱,更多是为了帮助有志青年求学读书。”毕慎中一番话引人感慨。尘封的历史闪现着迷人的色彩,一如至今仍锃亮的笔尖,闪着精致优雅的光。
“同一款钢笔生产时间可跨越数年甚至数十年,厂家并不会特意区别钢笔年份。所以,很难从一支钢笔里找到它确切的生产年份。”一进门,毕慎中的一番话就令记者暗暗担忧。
但很快,惊喜出现了。当我们打开一支新中国成立前后生产的关勒铭金笔的包装纸盒,一张已经发黄、隐约透着印刷字体的纸张静静躺在盒底。小心翼翼展开已经发黄发脆的说明书,一个重要信息得到了确认—关勒铭金笔厂开办于1927年。
没有什么比原厂说明书更有说服力了。别过毕慎中,记者带着“关勒銘”金笔的第一重谜底,赶往上海之行的第二站—上海英雄集团和其下属的上海英雄金笔厂,因为关勒铭金笔厂在1956年并入了当时的英雄金笔厂。
第二重谜底
“英雄”慧眼—老行尊破译“溪碧金笔”密码
上海英雄金笔厂坐落在上海普陀区祁连山路,在工厂会议室,记者见到了厂里的“老法师”—刘康定。
刘康定已经89岁高龄,他1945年起就在英雄金笔厂的前身华孚金笔厂做学徒,是业内的老行尊。
拿到这支存疑无数的金笔,他摘下老花镜,又取出随身携带的袖珍放大镜,端详片刻就脱口而出:“这支笔是金笔!五成金!”他继续解释:“这里面金百分之五十,银百分之二十五,铜百分之二十五。”
刘康定说上海话,记者从身旁人的翻译里,逐字逐句记下了他的话:“红军有三支笔最常用:一支是金星,一支是华孚,一支是关勒铭。而其中一个型号就是这一支。”原来,刘康定认识这一款笔!
“这笔在当时是很贵重的。这是一整根实心的赛璐珞(一种进口的合成材料)棒在高机(笔杆加工机器)上‘钻’‘刮’出来的。”刘康定指着笔身告诉记者,“当年只有首长和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这支笔!”
刘康定收起放大镜,仍旧轻轻地一字一句地说:“这笔是真的关勒铭,它完全有可能在1927年出现在周恩来身上。”
刘康定慢慢打开话匣子,细细说起国产钢笔刚刚起步的那个年代。原来,当时在钢笔厂建厂前,往往以作坊的形式生产,适销对路后才注册成立工厂。因此,1927年建厂的关勒铭,应该此前就有金笔面世。
被问及“关勒銘”三字为何是自左向右书写,刘康定说:“笔尖的字从中国开始生产钢笔都有自左向右写的。”说到这里,上海英雄金笔厂党委书记虞亦敏找出了同时期大同金笔的照片佐证。
而面对“关”字是简体字的疑问,老先生也十分肯定:“这个肯定是解放前的笔。”
刘康定的话后来得到了证明。记者进一步研究探访发现,文字简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有一个时间演进和民间应用的过程。20世纪20至30年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文字书写方式也日新月异。我们所熟知的简体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正式使用,其实,在此之前,很多简体字已经在民间使用开来。
记者在龙华烈士纪念馆里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里找到了非常明显的“繁简兼用”情况。另有一份1924年陈延年因广州地区青年团的工作写给邓中夏的信中也有明显的简化字痕迹。
疑云渐渐散去,金笔熠熠生辉。
“从这支笔的铱粒来看,应该至少用过十年以上。”刘康定肯定地告诉记者。但历史烟云深重,这样深的磨损究竟是谁使用而产生的,已经无从知晓。但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从南昌八一枪响到红旗来到陆丰,长途行军,周恩来不太可能新得到一支在当时如此名贵的金笔,那么最合理的推论就是,这支笔曾经陪着周恩来经历过92年前的南昌城头硝烟!
同行的记者已经热泪盈眶。南昌城头的英雄壮举、溪碧村后的艰难凶险以及陈妈家、陈水珠的身影层层叠叠地浮现在眼前,历史竟如此鲜活。
第三重谜底
关山重重—“关勒銘”的红色岁月
关山重重,从南昌烟云到三河坝枪声,再到流沙会议的抉择,最后到琐城岭上的惜别,山重水复,金子一般的初心灼灼闪耀。
听了记者追寻来的这些初心往事,刘康定老先生笑笑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原来,新中国成立前关勒铭厂有一位地下工作者,以关勒铭厂的职务为掩护,在上海开展敌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这个人就去了中央,与周总理一同工作。后来,他还去了莫斯科做外交工作。这个人叫刘晓。”
几句话打开了另一重历史大门。
2018年4月3日,在新民网发表的新闻通讯《传承红色基因│“老板”久据敌腹 书记屡建奇功》里,清晰地提及这个史实:“1937年5月后,刘晓重回上海,负责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当时,刘晓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而公开身份是关勒铭金笔厂经理兼董事。”刘晓与关勒铭金笔厂董事长、总经理陈巳生二人生死搭档的惊险故事,在《联合早报》于2018年7月9日刊登的《关勒铭金笔厂患难之交掩护记》里,写得十分详尽。
刘晓的简历显示,1927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而周恩来正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刘晓与关勒铭金笔厂在1927年的上海是否早已有深度联系,记者没有找到确切的线索,但关勒铭金笔厂曾经传承着红色基因是毋庸置疑的。记者在英雄厂也听到了相印证的故事:当年关勒铭金笔厂的领导在延安曾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携梅而来,却见梅林十里、梅花盛开。“溪碧金笔”掀动了历史的幕布,唤醒了千里之外的初心往事。
笔里乾坤证初心—时光密码1023
当感恩见证大爱,当赤诚遇到初心,中华民族的红色血脉生生不息、奔流不止。
如果历史一如今日推测,从南昌到陆丰溪碧村,从溪碧再到广州、上海,这支笔于冥冥之中跟随几代人辗转了半个中国、近一个世纪。而记者也在激动人心的追寻之路中不断触摸着火热的初心—它于无言中默默诉说着为新中国书写过的印记,带着民族复兴梦想和奋斗牺牲的硝烟,也见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书写着党和人民、军队和人民、领袖和人民的鱼水之情与不变逻辑……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如火如荼展开的当下,这支金笔的悄然现身,带来了穿越时光的初心震撼和动人心魄的灵魂交响!
历史的回响深沉而悠远。
1927年10月23日,周恩来从陆丰金厢洲渚村下船渡海,后长期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
1949年10月23日,《南方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报而创刊。
2019年夏,南方日报老记者、原社委黄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南方日报》创刊70周年写了一首诗《碣石渡》,即以总理渡海和总理赠笔为题材,诗曰:
忧国为民赤帜扬,
高山向日浪汤汤。
难酬蹈海多奇志,
可喜会师豪气长。
每念周公贻笔意,
幸怀宝物证心乡。
风华七十新风起,
碣渡波平入梦香。
黄峨的这首诗,将作为边款内容刻在一方名为《祖国万岁》的巨印上。
7月28日,记者一行回到广州,将金笔交回到黄峨手中时,他向记者展示了诗友陈志杰的同学陈朝行先生的诗《老笔》。这首诗,仿佛是为这支金笔而写:
老笔
老笔是河
笔尖流淌着
潺潺人生
悲曲欢歌
老笔是山
笔帽耸峙着
松的信念
峰的巍峨
多少年了
青灯照着书桌
思如泉涌
笔走龙蛇
多少年了
黄卷就着烛火
晓风残月
墨舞笔歌
哦,老笔
铅素在握
任肝肠寸断
岁月斑驳
你的腰身
依然挺直
你的笔尖
依然金色
溪碧、关勒铭、英雄厂……红色的故事还在延续,金笔犹在,初心永存!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