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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霸”倒掉之后

2019-03-11 来源:南方杂志 作者:陈健鹏

  “村霸”有着四大典型特征,即“乱政、抗法、霸财、行凶”。村霸倒掉之后,如何进一步铲除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重构基层政治生态?

  ◎《南方》杂志记者∕陈健鹏 发自广州、汕头、汕尾等地

  ◎本文责编∕张蓓蕾

  “村霸”并非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而是人们对农村地区黑恶势力的通俗用语。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村霸”有着四大典型特征,即“乱政、抗法、霸财、行凶”。

  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各地在执行时,提出了十类重点打击对象,其中,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及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欺压残害百姓的黑恶势力,就被称为“村霸”。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过去了一年,广东的扫黑除恶“成绩单”名列全国前茅。今年1月16日,广东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2018年广东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88个,恶势力犯罪集团334个。其中,农村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数占总数的70%以上。

  村霸倒掉之后,如何进一步铲除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重构基层政治生态?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迈入攻坚区、深水区的一年,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强化基层党建引领作用,重视源头治理、打早打小、综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汕头市潮南区井都镇神山社区新建的文化广场

  “村霸”倒了

  2月12日,春节假期刚过,汕头市潮南区井都镇神山社区的村“两委”成员就聚在神山小学二楼一间办公室内,讨论神山社区的农田改造问题。神山社区居委会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杂志记者,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同样不可想象的改变,还有村里的环境。如今,村里铺起了水泥路,建起了足球场和休闲文体广场,再不复当年到处都是垃圾和违章建筑的场景了。

  “以前村‘两委’一要开会,郑某龙就会带人过来捣乱。刚一坐下来,郑某龙就进来开骂,导致会都开不成。”该工作人员说。

  在神山社区,提起郑某龙的名字,大部分村民都直摇头。他在村里横行多年,勾结多名村干部,大肆侵占集体资源,还垄断生猪屠宰场等,是名副其实的“村霸”。

  神山社区居委会主任郑定武介绍,神山社区是井都镇第二大社区,村民靠承包鱼池、耕地等为生。2001年开始,郑某龙勾结村干部,低价强租了社区近500亩条件优良的鱼池,一直有借无还。在尝到甜头之后,郑某龙开始肆无忌惮,逐渐纠集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恶势力违法犯罪组织,使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寻衅滋事、强迫交易、诈骗、非法经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逞强耍横,为非作恶。

  2017年,因一起围堵闹事事件,郑某龙浮出了水面。随后,在汕头市和潮南区两级党政有关部门的推动下,经过深入调查,以郑某龙为首的涉黑恶团伙被一举打掉。

  郑某龙并非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村霸”个案。今年初广东公布的2018年度扫黑除恶十宗典型案例中,就有四宗发生在农村。

  如阳江廖某恒等人涉黑案中,在未经上级部门批准和未到换届选举时间的情况下,该涉黑组织通过强大的宗族势力,非法罢免村委会主任,并以利益和暴力胁迫村民,改选“自己人”当上村委会主任,从而把持村务、侵吞村集体资产,非法转让该村70亩土地使用权。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政委梁瑞国告诉《南方》杂志记者,农村黑恶势力向基层党政组织渗透,是当前广东涉黑恶犯罪的特点之一。在广东警方破获的案件中,有的黑恶势力头目直接控制村居“两委”,有的则把“马仔”扶持成“两委”干部,从而实现控制基层村居土地、项目、资源的目的。

  艰难重建

  郑某龙团伙被打掉后,神山社区开启了艰难的重建之路。村里混乱的“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问题,成为重建的突破口。

  井都镇党委副书记倪楚全认为,神山社区种种问题背后的症结,就是当地存在“三资”管理不到位、集体资产流失严重等历史遗留问题。

  在郑某龙落网之后,当地镇党委、镇政府成立了资产清核小组,积极配合联合调查组开展集体资产清理清核,并逐步规范管理该社区的“三资”管理交易。

  同时,为进一步加强群众监督,神山社区还成立了村民监督小组,由居委会和村理事会牵头物色7名公道正派的村民组成村民监督小组,负责监督和协调鱼池、旱园耕地重新测量等工作,积极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核查清算后,神山社区委托镇“三资”平台对收归社区的鱼池重新发包。郑定武介绍,仅此一项,集体收入每年就增加了833万元。

  清理整治“三资”问题,仅仅只是治标。倪楚全告诉《南方》杂志记者,神山社区“两委”班子多届以来干群关系不和谐,干部难选难当,近两届连续被列为换届选举重点难点村。破解“神山问题”,还得从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入手。

  潮南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杂志记者,在神山社区党(总)支部和居委会主要干部缺位的情况下,潮南区选派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林海东任神山社区第一书记,主持神山社区全面工作。此外,井都镇还下派了一支由镇党政班子成员任组长的驻村工作组,重点抓好班子建设,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并加大后备干部培养力度。

  此外,潮南、井都两级党政部门还帮助神山社区做好党组织阵地建设,设置党务公开栏,完善制度建设,规范公共服务站建设,制定村规民约,重选村民代表和社区理事会成员。

  “必须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增强‘两委’班子凝聚力、战斗力,打造出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党政放心、群众满意的基层干部队伍,是实现神山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治本之策。”该负责人告诉《南方》杂志记者。

  如今神山社区的集体有了收入,党建引擎被进一步激发,村里停滞了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不少村民看来,神山社区的华丽蜕变,“堪称是一个奇迹”。

  去年年底,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郑某龙,神山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原居委会主任郑某辉,神山社区党总支原第一书记郑某坚等10人涉嫌诈骗、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主犯郑某龙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铲除土壤

  黑恶势力之所以能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多年,与“保护伞”的纵容包庇密不可分。《南方》杂志记者了解到,郑某龙团伙在神山社区的壮大过程中,当地部分村干部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4年8月,郑某龙谎称在其承包鱼池期间,因神山居委会拖欠电费,导致台风期间鱼池因停电而造成损失,要求神山居委会赔偿100多万元。

  随后,郑某龙在部分村干部的帮助下,骗取了两页加盖神山居委会印章的空白纸,自行写上一份《索赔情况》,并找到已经卸任的神山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郑某辉重新签名,并将时间落款为2001年。

  2006年,郑某龙的鱼池承租期限届满,他却拒绝归还鱼池,并伪造合同,称合同上有条款写明原承租人可以无条件续租合同。当时村“两委”想找出合同与其对峙,却发现村“两委”保存的合同早已不翼而飞。

  在郑某龙落网后,纪检监察部门深挖郑某龙案背后“保护伞”,对该镇15名村干部进行立案审查。

  回顾神山社区案例,可以发现,基层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给了村霸可乘之机。采访中,一名村民道出了心里话:“如果当初郑某龙强租鱼池时,有人管一管,他怎么发展得起来?郑某龙大闹村‘两委’时,如果村‘两委’干部硬气一点,郑某龙怎么可能气焰这么嚣张?”

  神山居委会工作人员也承认:“当时,一些村干部与郑某龙勾结在一起,让郑某龙有恃无恐;一些村干部则明哲保身,不敢得罪郑某龙。”

  《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员张琰认为,基层党建乏力易导致农村“两委”被少数群体“绑架”。有的宗族人员利用手中资源和在宗亲中的地位,把持当地一些重要职位,让村“两委”成为傀儡甚至充当黑恶组织的“保护伞”。

  近期,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南方》杂志记者留意到,该条例赋予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一项新的职责:“依法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村霸’,严防其侵蚀基层干部和基层政权。坚决惩治黑恶势力‘保护伞’。”

  该如何为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广东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省委基层治理办公室主任欧阳贵有介绍,去年以来,省委组织部将1402个村(社区)党组织列入软弱涣散整顿对象。对涉黑涉恶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组织部门从省直单位派出最强的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有针对性地制定整顿方案,实现挂图作战,确保整顿工作力量和工作责任落地落实。

  此外,省委组织部将实施基层党组织“头雁工程”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关键之举,以涉黑涉恶村(社区)为重点,坚决调整涉黑涉恶的党组织书记和“两委”干部,选优配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推动边打边建工作落实到位。

  省委组织部还会同公安部门,利用公安违法犯罪查询系统,以县为单位,对全省所有村“两委”干部集中进行逐一筛查,全面掌握曾受过刑事处罚的村干部人数、目前担任职务等情况。

  “坚决防止‘村霸’、涉黑涉恶等不符合村(社区)干部条件的人进入‘两委’班子。”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杂志记者。

  去年,省委组织部还开展了村级“两委”换届选举“回头看”专项工作。通过现场核查、随机抽查、暗访调查等方式,排查拉票贿选、信访积案、涉黑涉恶、班子内耗等232个问题突出村(社区)进行再比对,梳理新线索26条,并移交省扫黑办、省公安厅开展精准核查打击。

  谨防“村霸”带来的“破窗效应”

  一扇窗子被打破之后,如果窗子得不到及时修复,那么就可能有更多的窗子被打破。

  在神山社区的采访中,《南方》杂志记者就感受到了这种“破窗效应”:正是郑某龙等人在村里胡作非为,以各种手段侵占集体资产,导致了村民们心理不平衡,不再愿意缴纳租金,甚至各自圈地乱建。这进一步导致了村集体收入下降,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停滞,村民得不到红利,村里到处都是违章建筑和生活垃圾,出现了恶性循环。

  “破窗效应”在大多数“村霸”案例中都不少见,有的甚至更加恶劣。如去年年底刷爆朋友圈的“冰毒教父”、博社村原村支书蔡东家制贩毒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蔡东家通过公开、半公开的方式,参与制贩毒犯罪活动,还利用自己村支书、人大代表的身份为制贩毒充当“保护伞”,涉毒又涉黑。

  正是在蔡东家“破窗效应”的带动下,当时的博社村成了陆丰制贩毒人员的“风向标”。在2013年广东警方的扫毒行动前,该村大约有两成的家庭涉毒,村里到处都是蜘蛛网似的电线,污水横流,部分村民怀着“一夜暴富”的思想,村里的养殖业、种植业近乎瘫痪。

  如今的博社村早已重获新生,回复了古老村庄的宁静祥和,但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伤痛。

  坊间有这样一句警言:小洞不补,大洞二尺五。要防止“破窗效应”,就需要各方联动发力。公安部门打击黑恶,纪委监委查腐败,组织部门加强党的建设,行业部门加强治理,抓早抓小“补裂窗”,才能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铲除滋生土壤。

  这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里的明确要求:要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力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压倒性态势,又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效机制。

网编:陈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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