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篇作品没有了作者

　　当越来越多的作品没有了作者，这种现象越演越烈时，我们除了表示强烈批评，还需从学理上去重新思考一下，我们今天该如何建立一套符合人类整体传播行为的传播伦理？

　　◎殷立飞

　　◎本文责编／曹建民

　　对于一个媒体人而言，署名这事再平常不过了，几乎写过的文章、编辑的文章都牵涉到署名一事。有时候，也正是由于过于稀松平常，就会马虎大意，我就曾听说将作者名署错，甚至漏署作者名的情况。特别是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抓取大行其道的今天，文章转来转去，搬进搬出，将作者名漏掉的事，那就更是屡见不鲜。我有几个写文章的朋友，就多次遇到过这样的事。

　　其实，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作者与作品署名的故事。先说一个发生在汉朝末年的故事—张松献图。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张松在给刘备献图前，本来是想去抱曹操大腿的，没想到正是意气风发的曹操怠慢了他，惹得他恼羞成怒。张松在无意间看到曹操撰写的《孟德新书》后，为了报复曹操，张松谎称这书是战国无名氏所作，蜀中三尺小儿都可背诵，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一字不落地背出了《新书》，害得曹操误以为是古人和他英雄所见略同，才会和战国人所撰雷同，一羞之下便烧了《孟德新书》。曹操一世英明，为何能被张松蒙蔽？讲来讲去，还是一个署名权的问题，曹操明知《新书》是自己所作，还在“新书”前加了“孟德”二字来表明主权。可是，在这本书还没有全球发布前，竟然遇到张松能倒背如流，这个大新闻不传开才怪了。这就等于是为张松口中的“无名氏”开了一场发布会。“署名”已被抢注，在那个举证困难的时代，浑身是口也莫能辩说。这个故事说明，署名很重要，不光要署在书上，还要署到读者的脑海里。

　　同样是有关《三国演义》，还有一段好玩的故事。明末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好读《三国演义》，于是派人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作为“机密件”下发给满洲将领阅读。对汉文化不了解的满洲将领根本就不知道罗贯中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一本明朝人写的小说，却如获一道秘不可宣的韬略兵书，个别将领还拿《三国演义》里面的韬略来向汉人炫耀，没想到汉人也竟然知道里面的韬略，弄得好不尴尬。这个故事和张松献图，实际上都具有相同的逻辑。曹操之所以闹出那样的笑话，主要是太看重名节，而缺乏对文章的自信，好似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满洲将领之所以闹出这样的笑话，主要是他们的实用主义思维，只将《三国演义》看作是一本韬略书，看重书中内容，而忽视了作者。不管是曹操，还是满洲将领，闹出这样的笑话，根本上就是在作者与作品之间，偏废了其中一方所致。

　　作品有作品的历史，作者署名也有作者署名的历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期的作者署名和作品是融合在一起的，二者尚未分离开来。我们都知道诸子百家，既是指人，也是指历史上一本本著名的文化巨著。比如，孟子、韩非子、庄子、荀子，既是书名，也是人名。再比如《道德经》，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老子》。在中国先秦时的子书，大多用作者的姓名作书名。《孟子·万章下》有一句话，叫做“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句话足以说明，读书和了解作者是同样重要的事。这种作者署名与作品合一的现象，到了汉代就发生了改变，比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就有了司马迁的作者署名。

　　随着文学史的发展，文学巨擘们不仅更加重视自己的署名，还将署名视为文玩一般，“盘”了起来。很多署名将中国文化发扬得博大精深，在方寸之间尽显文字魅力。比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就署名为“云亭山人”；旷世奇书《金瓶梅》的作者署为“兰陵笑笑生”，一副活脱脱的玩世不恭状。再比如清初落魄皇族画家朱耷，署名“八大山人”，“八大”二字形似皱眉苦相，以此来寄托对前朝的哀思。凡此种种，不可胜数，民国时期的那些笔名，更是风头无两。如果对署名的历史做一番细致的研究，定能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当然，由于历史的沉淀和发展，也有很多没有署名的巨著，比如《山海经》《三十六计》《黄帝内经》《增广贤文》《神农本草经》。这为后世也留下了一个麻烦，就是不断有人去考证这些无主巨著的作者是谁，例如《尚书》《国语》的作者是不是左丘明，至今都在争论不休。

　　从古至今，作品与作者之间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说明了二者之间同样重要的地位。就像“政声人去后”一样，作品流传十分重视署名问题。对写文章的人而言，只要不是“文抄公”，大多数都珍视一个署名问题。要么在乎署名的排位，要么在乎是否署真名，要么在乎是否署名。总之，文章的署名是相当重要的事。某种意义而言，署名和文章本身的重要性已经不分伯仲了，很多时候人们重视的“署名文章”，署名是谁往往还更受到关注。

　　可是，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问题—传播伦理。互联网在无限放大的空间之下，信息竞争导致了唯数据、唯市场等等的实用主义思维，人们更青睐于一篇作品中更有符合数据和市场价值的内容，要么是作品本身，要么是作者的名气。不管哪一种，都有可能伤害作者本身和作品质量的发展。如果只关注作品本身，就伤害原创的积极性，《人民日报》曾刊文批评“1人原创，99人抄袭”现象，引起舆论热议，也反映了其中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作品没有了作者，这种现象越演越烈时，留给我们的除了表示强烈批评时，还需从学理上去做新的建构。要重新思考一下，在获取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而维权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建立一套符合人类整体传播行为的传播伦理？

网编：卢志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