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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炯:普罗米修斯式的真理探索者

2019-07-01 来源:南方杂志 作者:李梦醒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振聋发聩的那一声“商品经济万古长青”,在计划经济仍被推崇时他提出的“社会主义也存在剩余价值”,在市场经济仍被认为是异端时,他宣读出的“两个不等式”——“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令卓炯的名字毫无悬念地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南方》杂志记者∕李梦醒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蒋玉

  寒天不再,芳鹤永存。在广东改革开放大潮正起的1987年,中国当代经济学泰斗卓炯离开了,同时逝去的是数十年戎马传奇、风雨兼程,留下来的是等身著述和胆识英名,以及他为中国的经济领域改革准备下的理论指引。

  与经济领域的改革洪流相比,他个人多年的孤独与抗争不重要,他数年的艰辛等待不重要,那些批斗和侮辱如薄烟消散,甚至那个身心俱疲、一心赴死的夜晚也已不值一提——卓炯与他振聋发聩的那句“商品经济万古长青”,以一种开天辟地的姿态活跃在中国经济学史上,昭示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熠熠初心。

  “只要革命需要”

  卓炯的父亲是雄黄矿的矿工,后失业流离在外,家中仅靠母亲零散种养,或帮人洗衣,勉强度日。由于家境贫寒,卓炯只在乡办私塾断续读了些书。后来父亲复工,已经14岁的卓炯才得以入读初小。天资聪慧加上勤奋,卓炯的才能得以展现,年终考试成绩总是数一数二。

  卓炯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真理的探索者。”从青年时期开始,他的人生就开始与真理为伴。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正是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学校活跃的进步思想影响了卓炯。1924年,他参加了学校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大会,并经一位同学介绍,接触到进步书籍,从此与革命结缘。

  1936年至1939年,是卓炯走出高等学府、走向社会实践的初期。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为救亡呼声社撰写了不少文章。随后参加了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由于他的思想进步和工作表现出色,以及对共产党的认识和追求,当时地下党员叶兆南(即原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介绍他入党,后因工作撤退未果。1939年,卓炯正式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

  1941年,卓炯辞别第七战区政治部编纂委员会的同事,从曲江来到坪石镇西面15公里的武阳司。中山大学法学院就设在这个偏僻美丽的乡村。此时,中山大学奉命从云南澄江迁回广东不到半年,物质条件相当艰苦,但由于在后方,相对安静,教学和科研得以顺利进行。这一个阶段,卓炯倾心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写下了不少读书笔记和著作初稿。

  事实证明,这个时期的潜心研读《资本论》对他后来的学术建树影响深远。1941年12月12日,卓炯完成了他青年时期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代表作《论经济现象》,发表在《新建设》1942年第3期。

  随着研究的深入,坪石时期的卓炯渐渐走向了经济学。“这种转变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兴趣转移,而是社会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需要。只要革命需要,他就跨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涉及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杨永华在《卓炯传》中写道。

  探索真理从没有捷径可走

  “探索真理从没有捷径可走。”这是卓炯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他没有说出来的还有,探索真理从来都是孤独的。

  1958年6月,卓炯从广州市委宣传部调入中共广东省委中级党校(1972年2月改名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卓炯到党校,恰逢大饥荒年代。这段艰难岁月里,卓炯秉持实事求是的方法,深入研究,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结论。然而当时大多数人并不能够接受,而是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理论。脱离了正统观点的卓炯就成为了理论界的异端,“孤独而固执”地进行自己的研究。

  他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产生疑问就始于这个时期。后来卓炯回忆:“1955年开始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我得到一个印象,能够贯穿全部理论的仍然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因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产生了怀疑。”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卓炯坚持了一辈子的理论根据,是他试图建立宏观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大厦的理论基础。

  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神州大地。1959年2月28日和3月4日,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经济学会和《理论与实践》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卓炯在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充分发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极作用》的发言,开始探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

  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产生的负面问题,就是反“左”。而此时,到揭阳县新炕公社棋盘大队考察的卓炯,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产生的不少负面问题。

  在揭阳的调查中,卓炯看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后农村经济的严重衰退。卓炯把商品经济理解为社会分工体系,所以,不搞商品经济,就是不搞社会分工,不搞社会分工,当然就没有东西了。“揭阳调查”对他的商品经济理论观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要搞商品经济,要长期搞下去。”

  工业生产大跃进,农业生产也要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时代到来。

  卓炯深入实践,发现了大跃进高潮中“放卫星”的真相。一些所谓高产田,原来是把其他地块的稻谷堆放在一块地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奋斗了数十年的革命者,他心中的困惑无法消弭。他从这些现实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深感忧虑。

  超前于时代的烦恼与智慧

  凤村属于肇庆市德庆县,该县位于西江中游北岸,丘陵和河谷交错,是以山地居多的山区县。1961年,卓炯充分论证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观点的一组论文,以“于凤村”的笔名公开发表,沉闷的中国经济学园地响起了来自凤村的惊雷。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因此取得突破性转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笔。

  凤村是卓炯在1961年5月至1962年底,参加整风整社运动去到的最后一个公社。当时,他带领广东省委党校的一批教师,帮助公社干部开展工作,摆脱大饥荒。

  据杨永华回忆,卓炯曾几次说过:“我参加了整风整社运动,深深感到许多东西农民不生产了,市场供应非常紧张,有钱买不到东西。但农贸市场一开放,市场马上活起来。”

  在当初那种“左”的思潮影响下,卓炯的正确想法无法推行开来。卓炯也深知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真理的探索,在进行产生大饥荒原因的理论探讨时说:“根本问题是经济结构发生了问题,不是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而是按照重、轻、农的次序安排生产。”卓炯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卓炯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不回避在整风整社中看到的社会现实问题,追求真理,敢说真话,不浮躁,不放“学术卫星”,这是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学术品格。

  “我读书时,打雷都不知道。”卓炯对同事不止一次地说过。在他的主张被视为异端的日子里,读书是他寻求答案的手段,似乎也成了不问世事的象牙塔,他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这个时期,他仍多次讲过:“我是真理的探索者。”是探索者,也许孤独和不容于世就显得顺其自然一些,执着和坚持也就更容易一些。

  很多当时的文字材料显示,卓炯是独立思考者,他思考着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思考着中国农村问题。字里行间透露出他敏锐的思维、犀利的眼光和敢于直言的大无畏勇气。他似乎不了解,那是个“说假话的年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卓炯苦读经典,找到了社会分工的视野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

  商品经济万古长青。大饥荒的情景和双脚浮肿的人民让卓炯在思想上受到了触动,在狂风骤雨中走向了实事求是的理性河流,发出了跨越时代振聋发聩的声音……

  然而,这个提早了23年横空出世的声音,注定了它的漫长等待和艰难穿越。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黄灼明1983年时还在湖南科技大学工作,是湖南省《资本论》研究会的创会人之一,代表湖南省《资本论》研究会到厦门大学参加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资本论》研讨会。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这次会议上,卓炯虽然没有参加,但提交了一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概念。

  文章出来,理论界一片哗然。黄灼明回忆,“有好多教条主义比较深的人准备批判他,专场批判”。卓炯的研究如何举步维艰,由此可见一斑。

  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人们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者”来赞扬这位卓越的理论家时,他却微笑着说了句“我的研究终于跟上党的步伐了”。

  此时,市场经济的提法仍然是禁区。身为“宽派”的卓炯此时已经强烈地感到,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为了保证文章能够发表,他在各种著作里小心翼翼地使用“商品经济”的提法,仅仅在每篇文章的某个角落里悄悄地使用一句:我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也许就是超前于时代的烦恼与智慧。

  放开,则万花齐竞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授权广东特殊政策联合措施起步时,广东一方面要创办经济特区,另一方面要在改革开放当中先走一步。在这样的历史使命面前,广东迫切需要从理论中寻求指导。这个时期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并完善,在参与指导经济问题时大放异彩,成为广东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一盏指路明灯。

  当时广东省政府分管物价工作的常务副省长经常以省价格协会名义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每次卓炯都是座上宾。广东省物价局原总经济师文武汉回忆说:“每一次在会上卓炯的发言都很简短,他不讲很长的话,但是每次讲的话都是很顶用的,都说在点子上了。”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广东省价格协会召开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发展价格改革开放的论坛。这个时候卓炯站起来很严肃地说:“我们过去长期不承认商品经济,违反价值规律,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受到了严重的危害。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关键就是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而发展商品经济首先碰到的拦路虎就是价格不合理。”

  文武汉至今清楚地记得卓炯的原话:“要发展商品经济首先碰到的拦路虎就是不合理的价格问题,所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要大力破除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刚化价格体制,才能逐步理顺价格体系,才能够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操作上,如果一时放开,进度过大有困难,就应该通过逐步放开的办法。”

  “放开”是卓炯最早提出来的。可以说,广东价格改革最后付诸实践,始于卓炯从理论上的解放思想。广东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逐步走出了一条“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松紧适度、逐步推进”的成功路子。

  1985年6月下旬,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全国经济理论界充分肯定他提出的商品经济理论。从198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广州社会科学》《广州日报》等10多家报刊,发表30多篇文章和报道,评价他的商品经济理论和治学精神,称他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

  1986年,他参加在珠海召开的迈向21世纪的粤港关系第二次研讨会。他在会上宣读《从“一国两制”的经济基础看粤港关系》的论文,提出中国经济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不等式”,即“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这个时期,在卓炯商品经济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之下,广东开始抛弃以往对搞外向型经济的顾虑,大胆放手试点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综合配套改革,经济特区关于“公”与“私”之争也在商品经济理论中获得支持。

  一个大刀阔斧的年代从卓炯理论中汲取了营养,冰雪消融后的万花齐竞到来了。

  1985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卓炯特等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86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7年,卓炯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

  卓炯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走向的大方向、大思路。亚当·斯密早就说过:经济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卓炯也许就是一个懂得驾驭这只手的人。卓炯所推崇的价值规律,决定着市场经济中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卓炯带给人们的,也许正是一块富裕和幸福的敲门砖。

网编:陈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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